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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子拐进马场胡同的时候,雪已经停了。
胡同两边的院墙在雪夜里泛着青灰色的光,墙头上的枯草被雪压弯了,垂下来,像一排耷拉着脑袋的老人。
有几户人家的屋檐下还亮着灯,暖黄色的,落在雪地上,洇开一小片一小片的亮。
停好车,推开门,门槛上积了一层薄雪,鞋底踩上去,留下淡淡的46码的脚印。
院子的轮廓在夜色里沉睡着。
石榴树的枝丫上挂满了雪,像是开了一树的白花。树下石桌石凳上也落了雪,厚厚的一层,平整得像刚从模子里倒出来的豆腐。
影壁晃,抖落几粒细碎的雪末。
李乐环顾了一圈,叹了口气。
南高丽那边,老狐狸想外孙,自己又端着,让洪罗新连打了好几个电话催促,大小姐前几天带着两个孩子回了汉城。曾老师去了沪海看望在那边已经望眼欲穿的老李。老太太被叫去了山上小住。
一时间,偌大一个院子,现在就剩下他和老王“相依为命”。
回了屋,洗了澡,捏着一罐儿可乐滋儿咂着,走到书桌前坐下。
书桌上摊开的笔记本上还留着昨天写的几行字,字迹潦草,像是随手记下来的想法。
想了想,喝了一口可乐,拿起笔,在那几行断句后面续上。
笔记· 第十四
边缘青少年与“江湖”想象,以二坤(杜建伟)为例
那个在都市丛林中反复出现的命题,当一个青少年在主流社会的评价体系中被判定为失败品,他会在哪里找回尊严?
二坤不是个案。他是无数个在城乡结合部、老胡同、城市底层社区里挣扎着长大的少年的缩影。他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的模式,学校给他们贴标签,“差生”“问题学生”“没出息”,家庭给不了他们出路,要么是高压管控,要么是放任自流,社区给不了他们正向的榜样,胡同口、网吧、台球厅里徜徉的社会青年,才是他们触手可及的成功学教材。
二坤们为什么会被“江湖”吸引?默顿的失范理论在这里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框架。
社会文化倡导所有人追求同一个目标,财富、地位、成功。
但它并没有公平地、平等地向每个成员分配达成这些目标的合法手段。
对于家境优渥、教育资源充沛的孩子来说,补课、考大学、考证、考公、考研、留学.....是一条清晰的上升通道。但对于二坤这样的青少年来说,这条路从他们小学三年级成绩跟不上那天起,就已经被封死了。
老师对他的态度从你努力一下还能跟上变成了你别影响其他同学。父母的期待从好好学习变成了别给我惹事就行。当合法手段被系统性地剥夺,个体就会产生适应性反应。
其中最常见的一种,就是“创新”,即放弃合法手段,转而采用不被主流认可但能在特定圈子里获得回报的手段去追逐地位和尊重。
混小团伙、混街头,就是这种“创新”的典型表现。
学校告诉他“你废了”,家里骂他“不争气”,但混圈儿拍着他的肩膀说“兄弟你够狠,以后跟我混”。他从一个被主流抛弃的“废物”,瞬间变成了一个被替代系统接纳的“人才”。失范不是他天生坏,是系统先把他挤出了跑道。
于是,“江湖”这个概念,迅速填补了群体归属的真空。
库利的“初级群体”理论和“镜中我”概念,可以用来解释二坤为什么会对那帮兄弟,“江湖”,产生强烈的依附感。
青少年的自我认同尚未定型,极度依赖“重要他人”对他的评价来建构自我认知。
当家庭冷漠或高压导致缺乏无条件的接纳,当学校将他边缘化,留级、被嘲笑、被当作反面典型,他通过他人的眼睛看到的自己,就是一个“差生”“捣蛋鬼”“没出息的东西”。
而“江湖”,恰恰构成了一个典型的初级群体。他们天天在一起喝酒、打架、互相撑腰,用昵称、暗号、共同的敌人来强化“我们”的概念。
在这个群体里,他被赋予了一个明确的角色,从“小弟”到“骨干”再到“大哥”,每一步都有清晰的晋升阶梯。
在这种环境里,他的“镜中我”被重新定义了。
他不再是那个在课堂上举手没人理会的透明人,而是“讲义气、有种的男人”。不再是那个被班主任点名批评的捣蛋鬼,而是“老大罩着的兄弟”。
这种身份的转换,对于一个长期处于自尊匮乏状态的青少年来说,其吸引力远远超出了外人所能理解的范畴。
他在教室是空气,在兄弟堆里却是“某哥”“某老大”,人这种动物,宁可在混混堆里当狼,也不想在教室里当狗。“江湖”最先卖给他们的,从来不是违禁品,而是归属感。
科恩的地位挫折理论进一步揭示了这一现象的深层逻辑。
底层男孩在学校里遭受持续的地位挫折。因为学校的评价体系是他们难以达到的。
所以他们发展出一种反向的评价标准作为反抗:强硬、不怕事等于有骨气。不巴结老师、不服从权威等于有原则。打架、抽烟、好勇斗狠,这些都成了一种“独立”的身份符号。
这与布迪厄的符号资本理论形成了有趣的对照。
布迪厄说的是上层阶级如何通过品味区分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科恩描述的则是底层群体如何通过刻意违反主流品味来构建自己的优越感。
这是一种反向的品味区分,故意使用被主流社会鄙视的符号,来建立自己圈子内的声望等级。
他觉得穿校服低头进教室很丢人,但叼着烟靠在巷口,讲两句“道上规矩”,立马觉得自己有型有故事。
这不是蠢,是他在用一种反主流的审美体系,给自己捏造一个新的身份。
写到这儿,李乐扔下笔,点开现在国内还能用的“狗哥”,搜了搜“陈浩南”,不过打开来,显示的都是“伊面分手 深夜买醉”、“双琪夺面,昔日情敌握手言欢”、“世纪渣男的新恋情曝光,疑似高球场慧健”、“狐狸精VS负心汉”的标题。
李乐嘬了嘬牙花子,接连看了好几页八卦,才找到想要的文章。
看完了,又想了想,恶作剧心理作祟,登上了自己天涯海角的马甲,在娱乐八卦社区发了篇帖子,“最新爆料,伊面与新女友小姐羽球场定情”,“据不靠谱街边社兼职实习记者多日观察和偶遇,最近在狗笼羽球场.....”
点击,发帖,小李秃子意满离。拿起笔,继续写道:
以“英雄本色”作为起点的港产黑帮片在最近二十年的的流行,绝非偶然。
它为那些在社会底层挣扎的青少年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英雄剧本”,兄弟义气、快意恩仇、以暴制暴、逆袭上位。这套剧本被反复观看、模仿、内化,最终成为他们理解世界的认知框架。
涂尔干的集体欢腾理论和布迪厄的符号暴力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电影媒介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一起喝酒、一起干架、一起拜关公.....这些仪式性的行为产生了涂尔干所说的“道德共同体感”,让人觉得“我们才是真正的江湖,外面那些都是虚伪的俗人”。
这类黑帮电影告诉你,砍人是义,护兄弟是忠,破坏社会秩序是自由。
明知夸张,但青春期的大脑就吃这一套,因为它给了你一套现成的英雄剧本,而不需要你奋斗二十年才有故事可讲。
而贝克的标签理论揭示了这个过程的终点。
当老师、警察、社会反复给二坤们贴上“问题学生”“小流氓”的标签,他们开始内化这个标签,“行啊,那我就真的是了”。越是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斥,他越是向同类圈子靠拢,从而引发二次越轨。
这时候,“江湖”就不再只是一个主动的选择,而是社会一步步把他推进去的归宿。
你从小被叫作“小混混”,考差了挨骂,闯了点祸就被请家长,久而久之就会想,行,那我就混给你们看。
这不是天生坏种,是被贴标签贴到认命了。
所以,二坤们迷恋的不是“江湖”本身,而是“江湖”背后那个能让他重新定义自我的符号系统。他不是想砍人,他是想被人看见。
社会学叫它失范加初级群体加标签效应, 而古惑仔负责把它包装成浪漫。
李乐写完最后一个字,放下钢笔,揉了揉发酸的手腕。
可乐罐已经空了,他捏了捏罐子,铝皮发出轻微的变形声。
远处传来几声败犬的远吠,李乐合上笔记本,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院子里那片反光雪地。
雪地上一串儿小梅花,从墙边一直延伸到石榴树下,在自己不知道的时候,三花娘娘又来施了肥。
他忽然想起余穗下车前问他的那个问题,当时回答说,你信什么,你就会成为什么。
可他自己呢?他信什么?
他想了想,没有答案。或者说,答案太复杂,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
。。。。。。
媳妇孩子妈奶奶不在家,小李厨子感受到了一种孤独,一种无法与人分享快乐的孤独。
这孤独来得并不猛烈,像是温水煮蛤蟆,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浑身上下已经被那种懒散的舒坦占据了。
袜子可以乱扔,马桶圈不用掀,牙膏能从中间挤,洗完澡不用拖地,踩着一串儿脚印在屋里遛鸟,不用想今天吃啥,坐沙发上可以肆无忌惮地抠脚,放个屁也不用琢磨到底是悄悄掰开还是夹紧,想唱就唱,要唱得响亮。
毕竟,即便大小姐在外面是身家过亿、前呼后拥,一个眼神就能让三松一众社长高管瑟瑟发抖的女强人,可回到家,她还是会对老公的“恶劣行径”发火唠叨的孩子妈。
更何况还有曾老师和老太太在边上虎视眈眈,查缺补漏。
所以,李乐在家过的日子,其实不如在伦敦那么“自由”。
这些平日里被念叨的小事,忽然间没有了约束,自由过了头,就变成了寂寞。
李乐忽然觉得自己像一只被放养的猫,拥有了整个领地,却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一早醒来,锻炼、洗澡。
打开了冰箱瞅了眼,大小姐和孩子们在家的时候,冰箱里永远整整齐齐,蔬菜水果分门别类,鸡蛋放在专门的格子里,牛奶摆在固定的位置。
可家里就自已没一个礼拜,冰箱里就空空荡荡,只有几瓶酱菜,半瓶老干妈、半瓶臭豆腐,几把蔫了的菜,还有和一盒明天就过期的酸奶。
他翻了翻,在冷冻层里找到了一袋切片馒头和那半瓶臭豆腐去了厨房。
煎馒头片夹臭豆腐,大小姐在家的时候是绝对不会允许出现在餐桌上的。不为别的,就为那个味儿。
臭豆腐用热油一浇,整个院子都能闻到那股子“生化武器”级别的气味,然后两个娃会捏着鼻子跑来说,阿爸,你有吃屎啦?
可现在,没人管他了。
把馒头片切成均匀的厚片,平底锅里倒油,油热了之后把馒头片码进去,听着那“滋滋”的声响,看着馒头片在油里慢慢变得金黄酥脆。
炒勺里倒上花生油,扔进一把花椒,等花椒炸得焦黄,把那股子透着麻香的热油,“滋啦”一声淋在臭豆腐上。
然后那么一抹,一夹,一咬,那味道在口腔里炸开,咸、香、臭、鲜,层次分明,回味悠长。
“哎呀,美滴狠,美滴狠......”
他坐在餐桌前,对着窗外那片被雪覆盖的院子。
阳光落在雪地上,反射出一片刺目的白光。石榴树的枝丫上挂着冰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三花娘娘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蹲在窗台上,隔着玻璃看他吃东西,尾巴一甩一甩的。
“你看我也没用,”他对猫说,“这个你不能吃。”
三花懒得理他,继续甩尾巴,舔爪子洗脸。
早间新闻正在播报,主持人一本正经地说着什么“苏丹红”的问题,说有关部门正在严查云云。
李乐听着,低头看了看盘子里剩下的半个咸鸭蛋,蛋黄沙瓤流油,犹豫了一下。
“两块钱一个呢,”他嘀咕着,“不能浪费了。”
筷子落下去,挑起一筷子塞进嘴里,就着最后一口馒头片吃了。
“回头找找汪爷爷给的秘方,过几天,”李乐心说,“买个坛子,挖红泥自己腌。想吃多少腌多少。”
忽然打了个嗝。
那嗝带着浓郁的臭豆腐味儿,李乐环顾四周,没有人皱眉,没有人捂鼻子,没有人说“你能不能注意点儿”。
那种自由,有些索然无味。
换了身衣服,拎包出了门,到门口,又回过头,盯着桌上的碗碟。
洗,还是不洗?
这是一个问题。
小李厨子足足挣扎了零点三四三秒,完成了一次完整的思想斗争。
“等晚上回来再刷吧。”他说服自己的理由很充分,“现在刷了,回来吃饭还得再用,等于白刷。”
这个逻辑听起来无懈可击。
推拉院门,冷风迎面扑来,谁家在生炉子,煤烟味儿混着炸油条的香,在清晨的空气里纠缠不清。
胡同里的雪已经被扫过了,堆在墙角,脏兮兮的,像一堆被人遗忘的旧棉花。
远处的鸽哨声忽远忽近地传来,在雪后初霁的灰蓝色的天空里画出看不见的弧线。
李乐捏着车钥匙,回头看了一眼紧闭的大门,觉得那座院子在身后沉默着,像一个巨大的、空荡荡的容器,装着他所有的孤独和自由。
“走了啊。”他喊了声。
“喵~~~~”的几声。
叹口气,李乐关上院门,上锁,转身。
门缝里漏出一缕若有若无的臭豆腐味儿。
昨晚断断续续的雪,加重了燕京的拥堵程度。
李乐到189前些天完了点儿,在办公室放下包,刚拿起扫帚,孙朝阳就从走廊里进了屋,手里还捏着茶杯,“诶,李乐来了啊。”
“孙主任今天来的早啊?”
“看见下雪,早走了会儿。”孙朝阳进了屋,给杯子里倒上热水涮了涮,“那什么,今天本来安排张大龙代表教务处,和就业办那边去一家企业考察实习环境,给电子商务的高三生安排实习,不过他今天有个急事儿去不了,要不,你去一趟?”
李乐愣了一下,“我去?我代表教务处?”
“怎么,有问题?”孙朝阳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你是教务处的实习老师,代表教务处去考察企业,合理合规。再说了,就是去看看人家的规模、环境,了解一下能不能安排学生实习,又不是让你去签合同。”
李乐想了想,点了点头,“行,那去哪家企业?”
“具体的我不太清楚,说是一家在石景山的叫金汇的公司,做连锁餐饮的,规模不小,想跟咱们学校合作,接收一批实习生。”
瞅瞅孙朝阳,李乐心里嘀咕,不是不清楚,是人家在生米煮成熟饭之前不让你清楚吧?
“王主任已经联系过了,你跟他一块儿去就行。孙朝阳又叮嘱了两句,“不过,少问,多看,别发表意见。”
李乐笑了笑,点点头,“成,明白。”
出了办公室,下去一楼找到就业办。
门开着,王国民正坐在桌前翻一份报纸。
李乐敲敲门,“王主任?”
“哟,小李啊,”一见李乐进来就放下报纸,王国民拎起搭在椅背上的棉服,招呼道,“刚孙主任给我说过了,走吧,车在门口等着了。”
“诶。”
王国民是个五十出头的男人,瘦高个儿,戴一副银边眼镜,说话不紧不慢的,像一锅温着的米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