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鲜明的比喻浮现在波本脑海，那是沈渊曾用来拷问他的“无解难题”：

“在种花家，有一个经典的人性困境：一列失控的火车迎面驶来，前方铁轨上躺着一位摔倒的、拥有举世才能的物理学家，他能给国家发展带来飞跃。而你手中有一个扳道器，可以改变火车方向，但另一条轨道上，有一群正在玩耍的孩子。”

你会怎么选？

“在种花家人看来，这之所以是‘无解’的难题，是因为孩子是国家的未来，他们的人生尚未展开，无人有资格替他们抉择命运；而那位物理学家对国家至关重要。

因此，他们的选择不会是简单地扳动道岔，而是会想尽一切办法，哪怕付出巨大代价，甚至许多人自愿牺牲，去阻止火车的前行——这是他们基于自身意志做出的主动选择。”

“但放在日本，” 沈渊当时的声音带着极强的穿透力凿进他的内心，“那些人会毫不犹豫地扳动道岔，让火车驶向孩子们的那条轨道。因为在他们的价值天平上，那群孩子的总‘价值’抵不过一个物理学家。他们习惯于用自已的尺度，去裁定何为‘正义’，何为‘非正义’。”

此刻，波本意识到，黑田管理官面临的选择，与那个火车难题何其相似。

为了保住他认为价值更大的自已，为了所谓的“大局”和“任务成功”，那些可能在此次组织袭击中伤亡的、不明真相的同僚，就成了可以被计算、被接受的“代价”。

黑田长官无疑是一位正直尽责的好警察，但他做出这个决定时所展现的、近乎本能的权衡逻辑，恰恰印证了沈渊的论断——在日本这种深入骨髓的价值体系下，牺牲“小角色”以保全“更重要”的目标，是一种被普遍接受甚至视为“理性”的选择。

黑田长官并非心存恶意， 波本痛苦地想，他可能根本意识不到自已正在扮演“施暴者”的角色。

因为这种价值判断，已经成了这片土地上太多人无需思考的本能。

整个社会结构，或许真如沈渊所说，从根子上就已经扭曲了。

而最可悲的是，大多数人都身在其中而不自知，甚至自已就是这种扭曲观念的践行者。

想到这里，波本低垂的脸上，嘴角艰难地扯动了一下，露出一抹混合着无力、悲哀与自嘲的复杂笑容。

他为自已无法改变这种现状而感到无力，为那些可能被牺牲的同僚感到悲哀，也为自已某种程度上也必须在这种扭曲的规则下行事而感到自嘲。

黑田管理官没注意到眼前这个“零”的情绪变化，只是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快回去吧，免得引起怀疑。这边你不用担心，我会安排好，不会出大纰漏，真动起手来不要因迟疑而暴露自已。”

波本沉默地点头，将所有翻涌的思绪压回心底。他最后深深看了黑田管理官一眼，那目光里带着对方未能读懂的、一丝若有若无的告别。

波本离开这里后就去找朗姆的位置了，然后在太平间不远的位置按下耳麦：“目标在地下二层太平间，门口有两名守卫。建议从西侧储藏室潜入，通风管道可直接通往后墙。”

此时正在六楼设备间的沈渊收到讯号，停下此时手机里正播放的带着声音的画面。

转头对早就靠在墙边，正在帮他拆卸保养着伯莱塔手枪以打发时间的琴酒挑了挑眉，语气带着点戏谑：“看来辛苦波本自已一个人去找朗姆的位置了，我们两个倒是一直在这里偷懒。”

琴酒将最后一个零件擦拭完毕，动作流畅地开始重新组装，回了句冷笑话：“这不是给他创造时间和老友‘叙旧’的自由么？我们要是太积极，他反而不好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