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宫的议事厅内，烛火通明，竹简整齐地铺展在案几上，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墨香与檀香。刘欣身着太子常服，端坐于主位，两侧分列着太子太傅张禹、太子少傅于永及几位东宫属官，一场关于地方时政的探讨正热烈进行。此次议题，源于几份来自关东的奏折 —— 多地官员上报，因赋税过重，不少百姓不堪重负，纷纷弃田逃亡，导致部分郡县田地荒芜，国库赋税收入也受影响。

“太子殿下，依臣之见，百姓逃亡实乃藐视国法，当加重惩罚力度！” 率先开口的是东宫舍人李嵩，他性格刚直，主张以严刑峻法约束百姓，“可下令各地官府追捕逃亡百姓，一旦捕获，不仅要追缴所欠赋税，还需处以罚金，再强制返乡耕作，如此才能以儆效尤！” 他的话音刚落，便有一位属官附和：“李大人所言极是！若对逃亡百姓纵容姑息，恐引发更多人效仿，届时国库空虚，朝廷威严何在？”

“不可！” 太子少傅于永立刻反驳，他常年处理律法事务，深知民生疾苦，“百姓逃亡，根源在于赋税过重，而非故意违抗国法。如今关东多地遭遇旱灾，收成锐减，官府却依旧按丰年标准征收赋税，百姓无以为生，才被迫逃亡。若此时加重惩罚，只会激化矛盾，甚至引发民变！臣以为，当务之急是减免受灾地区的赋税，让百姓看到生路，自然会返乡。”

“于大人此言虽有道理，却未免过于理想化。” 另一位属官沉吟道，“国库近年本就紧张，若大规模减免赋税，边境军需、宫中用度恐难以维系。再者，各地赋税标准不一，哪些该减、减多少，难以界定，恐生弊端。”

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刘欣始终端坐一旁，手指轻轻敲击着案几，眉头微蹙，认真倾听每一位属官的发言，时而低头翻阅手中的地方赋税明细竹简，时而抬头沉思。待众人争论稍歇，他才缓缓开口，声音沉稳而有力：“诸位大人所言，皆有可取之处，但也各有偏颇。”

他站起身，走到案前，指着竹简上的赋税记录说：“李大人主张惩罚，却未顾及百姓逃亡的根本原因；于大人提议减免，却忽略了国库的实际情况。依孤之见，解决此事，当分三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