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并非所有人都陷入绝境。佛教寺院在鼎盛时期，并不仅仅是念经拜佛的场所，也是重要的文化教育中心。许多僧侣，尤其是大寺出来的，都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识字、写字、计算。

玄净和他的一位名叫智弘的师兄弟，便是如此。他们年轻，且在寺中曾负责过管理经藏、记账等事务。被迫还俗后，他们最初也经历了短暂的迷茫和困顿。但很快，他们意识到自身的价值。长安东市、西市的一些商铺、作坊，需要能写会算的账房、文书。

经过一番忐忑不安的自我推荐，玄净凭借一手好字和清晰的账目头脑，竟然在一家经营丝绸的胡商店铺里，找到了一份帮写文书、登记账目的工作。工钱不高，且时常要忍受店主对他还俗僧身份的微妙歧视和过度使唤，但至少能有一处栖身之所，能吃上饱饭。他从一个追求出世的修行者，变成了一个在算盘和账本间忙碌的市井雇员，这种身份的转变，时常让他夜深人静时感到一种巨大的荒诞和失落。

智弘则去了一家印刷刻书坊，负责校对文字。工作枯燥，但能接触到文字，让他感到一丝慰藉。他们这样的人，是还俗僧侣中能较快找到立锥之地的少数。

还有一些人，选择了逃离。他们听说北方的藩镇不尊朝廷法令，或许有寺庙得以保存。于是三五成群，冒险北渡黄河，希望能在成德、魏博、幽州地界找到一处容身的寺庙，继续他们的信仰。这条路风险极大，关卡盘查、路途艰险、盗匪出没，能成功者十不存一。

玄净有时会在休沐日，悄悄去西明寺外观望。他看到寺门依旧开着，但香客稀稀拉拉，再也看不到往日的盛况。留下的三十名僧人，如同被圈养的象征，行动受到严格限制。他听说，全国其他州府那仅存的一所寺庙，情况也大抵如此。佛教的形体虽未被完全消灭，但它的生机与活力，已被这场风暴摧残得奄奄一息。

这二十六万还俗者，如同二十六万颗被强行拔离原有土壤的植物，被抛洒在世俗的旷野中。有的很快枯萎消亡，有的挣扎着在石缝中寻找生存的机会，有的则被迫彻底改变形态以适应新的环境。他们的个人悲剧，汇成了一股无声的洪流，冲刷着帝国的基层社会。

朝廷得到了他们想要的户口和税收潜力，但将这些几乎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且大多缺乏世俗谋生技能的庞大群体骤然推入社会，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流民增多，雇工市场压价竞争，城市贫民窟压力增大……帝国的算盘打得精明，却未必算尽了所有后果。

玄净在胡商店铺的阁楼上，就着油灯记账时，偶尔会停下笔，望向窗外长安的夜空。这座城市吞噬了他的过去，也给了他一个卑微的现在。他不再是僧人玄净，而是俗家姓名早已生疏的“张郎”或“李郎”。他学会了讨价还价，学会了看人脸色，学会了计算铜钱的得失。信仰被深深地埋藏在心底，成了一个不敢轻易触碰的伤疤。他和其他二十五万多的还俗者一样，成为了帝国这场宏大实验中，一个微不足道却又承载着时代重量的注脚，在迷茫与挣扎中，摸索着通往未知未来的、布满荆棘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