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罗本长老上前，他努力保持镇定，用流利的汉语试图辩解：“将军明鉴。我等乃景净僧侣，源自大秦（东罗马），敬拜天主，救赎世罪，与浮屠之法截然不同。敝教素来劝人向善，忠君爱国，太宗、高宗皇帝皆曾降旨优容……”

那军官嗤笑一声，打断了他：“休得聒噪！什么大秦、大食，皆是化外胡教！尔等不耕不织，聚众集会，与僧尼何异？陛下有旨，一切邪外之教，尽皆革除！来人，将那十字架给我拆下来！”

兵丁们一拥而上，架起梯子，用斧凿猛敲那悬于圣坛之上的十字架。

“不！不可！那是救世的象征！”阿罗本长老发出痛心疾首的呼喊，他想冲上前去，却被兵丁粗暴地推开，跌倒在地。他苍老的眼中充满了泪水，看着那象征信仰的十字架在暴力的摧残下轰然坠落，摔在地上，断成数截。

紧接着，兵丁们开始抢夺、撕毁教堂内的经卷。那些用叙利亚文精心抄写的福音书、祈祷文、赞美诗，被随意抛掷、践踏，甚至投入即将点燃的火堆中。教堂内的圣像、烛台、圣器皿被洗劫一空，登记充公。

阿罗本长老绝望地看着这一切，心如同那十字架一样碎裂。他毕生奉献的事业，二百年的传承，就在这短短半天内，化为乌有。他和他的信徒们被驱逐出教堂，教堂大门被贴上封条，随后不久便被彻底拆毁。景教在中国刚刚扎下的、本就脆弱的根苗，被彻底斩断。

而对于更为隐秘、常被官府视为“妖术”的摩尼教，打击则更加严厉和彻底。摩尼教虽也源自波斯，但其教义独特，主张光明与黑暗的二元斗争，且在中亚等地常与民间反抗运动有所关联，因此更为唐朝官府所忌惮。剿灭摩尼教的行动往往与搜捕“妖贼”相结合，其教徒一旦被发现，往往不是简单的还俗或驱逐，而是面临牢狱之灾甚至杀身之祸。其经卷、画像被系统地搜寻和销毁，使得这个宗教在中华大地上的痕迹几乎被抹除干净。

在这场针对一切外来宗教的清洗中，官府的逻辑是清晰而高效的，也是极其粗暴的。他们并不在意祆教、景教、摩尼教之间巨大的教义差异，也不关心它们与佛教的根本不同。在他们的认知框架内，这些都有着令人不安的“异质性”：外国来的、有奇特仪式、有独立组织、不融入传统的儒家伦理秩序。在集中力量打击主要目标佛教的同时，顺手将这些边缘的、难以理解的“杂音”一并清除，在统治者看来，是整顿秩序、净化风俗的必要之举，是“永绝根本”的必然要求。

这种“一刀切”的连带清除政策，彻底摧毁了唐代以来因开放包容而形成的多元宗教文化格局。长安、洛阳等城市失去了其国际化的宗教色彩，变得更加“纯粹”，也更加单调。许多波斯、粟特商人在失去精神寄托后，也对大唐感到失望和疏离，逐渐减少了往来或转向其他地区。

对于还俗后在中市胡商店铺里艰难谋生的玄净而言，他或许隐约听到了关于波斯寺、拜火祠被毁的消息，但这离他自身的苦难太遥远了。他无暇他顾。然而，他所在的胡商店铺的老板，一位虔诚的祆教徒，自从拜火祠被毁后，便终日郁郁寡欢，生意也懈怠了许多。玄净能感受到那种弥漫在胡人社区中的低落与悲凉。

帝国的风暴，在清除主要目标时，轻易地碾碎了这些依附于其上的、脆弱的异域之花。文化的多样性遭受了重创，“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维定式，在这场运动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浩瀚的大唐，在走向内向和保守的路上，又迈出了沉重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