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年间（847-860年）的岁月缓缓流淌，逐渐抚平了会昌五年那场风暴留下的最表面的创口。寺庙得以重建，僧尼重披袈裟，钟磬之声再次回荡于山林之间。然而，深刻的伤痕已然刻入帝国宗教与文化的肌体深处，其遗产复杂而持久，远远超出了一朝一夕、一帝一相的更迭。

首先且最直接的变化，发生在佛教内部。这场浩劫如同一场残酷的自然选择，彻底改变了中国佛教的生态格局与思想走向。

那些依赖于庞大寺院经济、系统讲经、繁复仪轨和深厚学术传承的“义学”宗派，遭受了毁灭性打击。天台宗、华严宗等昔日辉煌的宗派，因其核心寺院（如天台山国清寺、终南山至相寺等）被毁，珍贵注疏典籍大量散佚焚毁，尤其是传承其精深义理的高僧大德或死或散，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未能恢复往日的盛况。它们的衰微，意味着中国佛教失去了一种极其宝贵的、融合了高度哲学思辨与宗教体验的智慧形态。

与此同时，更为灵活、更注重内在心性修养而非外在形式、更适合乱世中个体安顿身心的宗派，则获得了发展的空间，逐渐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

禅宗，尤其以其“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宗旨，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它无需依赖庞大的经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质疑文字的权威性），不拘泥于固定的修行场所（山林、茅棚皆可），强调师徒间的心心相印和个人的顿悟体验。这使得它在经籍散佚、寺院被毁的环境中，反而能更好地保存和传递其法脉。百丈怀海禅师确立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并重制度，也让禅宗僧团在经济上更具韧性，减少了对世俗供养和庞大寺产的依赖。

净土宗也日益盛行。它修行方法简便，只需专心念诵佛号（南无阿弥陀佛），信仰阿弥陀佛的愿力，祈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种简单易行、给予苦难民众以巨大精神慰藉和来世希望的法门，在经历巨大社会动荡和心理创伤后，自然赢得了广泛信众。佛教的信仰重心，从此前偏向于贵族精英的义理探究，明显地向平民大众的简易修行倾斜。

其次，审视帝国的政治与经济层面，会昌灭佛的“成果”却显得短暂而讽刺。

短期内，帝国确实获得了巨量的财富：熔铸自佛像的金银充实了国库和内帑，没收的田产增加了国家的税基，二十六万还俗僧尼和十五万解放的奴婢成为了新的“两税户”。这些资源或许暂时缓解了讨伐昭义镇等军事行动带来的财政压力，也让宣宗初年的朝廷显得不那么捉襟见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