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德四年，汴京皇宫的集贤殿内，灯烛通明。柴荣于繁忙的政务之余，召见了几位以博通经史着称的翰林学士。他并非要与他们吟诗作赋，而是提出了一个深沉的问题。

“朕近日翻阅前代史书，见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皆曾沙汰僧尼，整顿佛门。诸卿皆饱学之士，可否为朕析之，彼时之举，与今日之事，有何异同？”

柴荣的问题看似平淡，却蕴含着深刻的用心。他深知自己所为，必将在史书上留下重重一笔，与“三武”并列。他需要理解历史的脉络，也需要为自己的政策寻找历史的依据和定位。

一位年长的学士捋着胡须，沉吟片刻，率先开口：“陛下垂询，老臣姑妄言之。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当年灭佛，其起因乃是怀疑僧侣与盖吴叛乱有涉，加之身边重臣崔浩笃信道教，极力排佛。故其行事，雷霆万钧，诛戮沙门，毁经焚像，带有极浓的道佛相争及政治清算色彩，手段最为酷烈。”

另一位中年学士接口道：“北周武帝宇文邕则不然。其先后数次召集僧侣、道士、儒生进行大规模辩论，本意或在于调和三教，确立治国正统。最终因种种缘由，特别是考虑到佛教耗费国力，遂下决心‘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其目的虽亦为富国强兵，但过程更具论理色彩，且同时压制佛道二教，并非独针对佛门。”

“至于唐武宗李炎，”第三位学士补充道，“其朝中宰相李德裕等力主排佛，背后亦有道士赵归真等人推波助澜。武宗本身崇信道教，希求长生，故其‘会昌法难’，经济考量固然重要，然道教之影响乃至个人求仙之私心，亦掺杂其中，动机并非纯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