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内政展现了高洋作为政治家的素养，那么军事则彻底释放了他作为军事家的天才。他继承了高欢、高澄时代留下的强大军事机器，并将其威力发挥到了极致。他本人身体力行，经常亲自披甲执锐，冲锋陷阵。他的作战风格勇猛果敢，同时又富有谋略。

他的首要目标是解决北方的边患。当时，柔然虽已衰落，但仍是威胁；而新兴的突厥汗国正在草原上迅速崛起，气势汹汹。高洋决定采取主动出击的策略。他亲自率领精锐骑兵，长途奔袭，屡次深入漠北，对柔然和突厥进行毁灭性打击。史载他“临阵亲当矢石”，身先士卒，使得北齐军威大振。突厥可汗在他凌厉的攻势下被迫遣使求和，一度称臣纳贡。北方边境获得了难得的安宁。

稳定了北方之后，高洋将矛头指向了南方的世敌——南梁。此时南梁正值侯景之乱后，国力大损，宗室内斗不休。高洋抓住这一战略窗口，于公元555年派遣大军南征。北齐军队势如破竹，连续攻克历阳（今安徽和县）、合肥等重镇，并一度占领了建康（今南京）江北的大片土地，将淮南富庶之地尽数囊括手中。此役之后，北齐的版图扩展到极盛，西起黄河、汾水，东至于海，北至沙漠，南隔长江与南陈对峙，成为了当时中国境内三国（北齐、北周、南陈）中实力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

在这个时期，高洋展现了一个完美帝王的形象。他勤于政事，知人善任。他重用杨愔等汉族士人处理政务，依靠斛律金、段韶等名将征战四方。他能够听取臣下的直言进谏，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有一次他问大臣杜弼：“治国当用何人？”杜弼回答：“鲜卑车马客，会须用中国人（汉人）。”高洋认为此言有理，并未因自己是鲜卑化汉人而怪罪他。这一切都表明，他完全有能力，也有意愿将北齐带向一个长治久安的盛世。

然而，在这片辉煌的盛世图景之下，暗流已经开始涌动。极致的权力和巨大的成功，似乎正在慢慢腐蚀他内心深处那道由理智构筑的堤坝。他那长期压抑的性格，在无人可以制约的环境下，开始寻求一种极端的释放。酗酒的旧习，不仅没有戒除，反而变本加厉。只是在这“黄金五年”里，酒精或许还只是他缓解巨大压力的工具，其破坏性尚未完全显现。但所有人都能感觉到，皇帝身上那种时而阴沉、时而狂躁的气质，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那场令人瞠目结舌的“断崖式”堕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一个圣君的躯壳里，一个暴君的灵魂正在悄然苏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