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观河池县这起绵延数百年、至今读来仍令人扼腕的旧案，若试图以简单的“善”、“恶”二元标签去定义其中的每一个人物，便会发现陷入一种无力与困惑的境地。这起案件之所以具有如此持久震撼力，正在于它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与道德的困境，如同一幅幽微难测的工笔画，每一笔都充满了矛盾与无奈。

长工连宗，无疑是这场悲剧中最直接的受害者，他失去了生命。然而，他的行为却绝非无辜。他利用鲍氏的困境进行要挟，满足私欲，是为“恶”；他酒后失言，毫无顾忌，是为“不谨”。他的受害，很大程度上源于自身品行的卑劣，可谓咎由自取，难获同情。

地主俞厥成，是双手沾满鲜血的杀人凶手，其手段之残忍、心思之缜密、算计之冷酷，堪称“大恶”。然而，追溯源头，他亦是连宗恶行的受害者，承受了背叛与羞辱。他的杀人动机，源于一种扭曲的、试图扞卫夫权与家族名誉的冲动，这其中似乎又混杂着某种被时代所认可的逻辑。他本身性格中的吝啬，也是将鲍氏推向连宗的间接推手。

鲍氏，既是出轨者，违背了当时的妇道，但她更是被胁迫者，是家庭冷暴力（俞厥成的吝啬与控制）的承受者。她的软弱与妥协，使其在道德上存在瑕疵，但她的遭遇也充满了无奈与悲情，是父权社会下女性悲惨命运的一个缩影。

连宇与支秩，代表着寻求正义的努力。他们为兄申冤，为友鸣不平，其行可归为“善”。然而，在强大的权力与精心设计的骗局面前，他们的“善”显得如此微弱，不仅未能触及真相，反而自身遭受了残酷的打击，成为了冤狱的牺牲品。

即便是昏聩的黄知县，其初衷也未必是蓄意制造冤案。他或许真心希望依律断案，维护公正，只是其能力的平庸、思维的僵化以及对权威的盲从，最终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他的“昏”，是一种制度与个人素养结合下的悲剧性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