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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的警报与其他方向的零星情报，几乎同时堆放在了北京陆军部的案头。然而，与江荣廷等人心中的凝重相比，中枢要员们的反应，却显得有些迟缓与轻慢。

这并非全然是官僚懈怠。自清末以来，中原对北方蒙古武力的认知，早已根深蒂固地打上了“衰弱不堪”的烙印。

曾几何时，蒙古铁骑纵横欧亚，然而康乾之后，承平日久，加之清廷种种羁縻限制政策，昔日雄风早已不再。蒙古各部兵备废弛，战斗力急剧下滑，到了晚清，甚至已无力独自承担北方边防重任。

末年虽然出了个僧格林沁，在剿灭太平天国北伐军、抗击英法联军时骁勇善战，一度挽回些许颜面，但随着他在山东剿捻战役中战死，其所部蒙古马队精锐尽丧，“蒙兵不能战”几成朝野共识。

若非如此，清廷后期怎敢大肆推行“移民实边”、“放垦蒙地”，无视蒙古王公的强烈不满？在许多北洋出身的军政要员看来，如今那躲在库伦、依靠俄国人撑腰才敢闹独立的蒙古王公喇嘛，其手下兵马，恐怕比清末的蒙古兵还要不如。

因此，当热河都统、绥远都统等地陆续报告发现零星外蒙马队越境游弋时，北京的第一反应并非大敌当前，而更倾向于认为这不过是去年乌泰叛乱后的一些残渣余孽，或是库伦方面虚张声势而派出的骚扰小队，目的无非是抢掠些边民牲畜，制造点紧张气氛。

毕竟，从目前各地汇总的情报看，发现的都是小股部队，多则百余骑，少则数十骑，行踪飘忽，并无大举集结南下的明确迹象。

而在北疆前线，民国政府也并非毫无防备：在乌珠穆沁、多伦诺尔、打马诺尔一线，驻有从北洋第一师、第四师抽调的部队，加上旧淮军、毅军余部以及察哈尔本地马队，总兵力约四千人；在更靠南的张家口、宣化、丰镇一带，驻军更多，有北洋第一师另一部、淮军、地方保卫军以及山西、宣化巡防队，合计超过九千一百人。两处重点防区，总兵力达一万三千余人。在中央不少官员看来，以此兵力依托长城沿线及塞外要点进行防堵，应对一些零星的蒙古骑兵窜扰，应是绰绰有余。

更为关键的是，南方的政治局势因宋教仁遇刺案而急剧恶化。国民党人群情激愤，舆论汹汹，直指袁世凯政府，南北裂痕加深，战争阴云密布。相较于南方可能爆发的、关乎中央政府生死存亡的内战，北疆这些“疥癣之疾”，在决策天平上的分量自然轻了许多。

“库伦跳梁小丑，无非仗着俄人撑腰，虚张声势。彼辈真若有胆南犯，我乌珠穆沁、多伦诺尔驻军足以御之。张家口、丰镇重兵云集，更是固若金汤。”陆军部的一次内部会议上，一位次长如此论断，“眼下心腹之患，在南不在北。当务之急，是稳定南方局势，防范乱党借机生事。北边嘛，传令热河、绥远、察哈尔各部，扼要防堵，加强巡哨，以杜窜扰即可。”

这种“为数不多，防剿尚易”的乐观情绪，在军政高层中颇有市场。然而，前线传来的情报却开始显示一些不寻常的迹象，虽然依旧破碎，却令人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