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司进入了漫长的拉锯战。正如李律师所料，视觉中国提出了各种程序性申请，要求延期，要求补充证据，要求进行一系列繁琐的鉴定。时间一天天过去，我的精力、财力和希望都在被一点点消耗。

我变得有些神经质，频繁地查看邮件，接电话时会心头一紧，害怕又是法院或者对方律师的通知。摄影工作几乎陷入停滞，我没有心情拿起相机，灵感仿佛也枯竭了。那片曾经让我心驰神往的星空，如今成了梦魇的来源。

有一天，我接到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对方自称是一家媒体的记者，想了解我和视觉中国官司的“内幕”。起初我有些警惕，但对方言辞恳切，表示关注知识产权滥用的问题，希望能从我的角度报道，引发社会思考。

绝望之中，我像是抓住了一根稻草。我把我的经历，我的委屈，我所掌握的证据，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那位记者。我甚至把原始文件和视觉中国图库的截图对比图发给了他。

几天后，一篇报道果然出现在了网络上。标题很惊悚：《摄影师反成侵权者？视觉中国再陷“版权门”风波》。然而，通篇读下来，我却感到一阵刺骨的寒冷。文章虽然引用了我的部分说法，但更多地是“平衡报道”，大量引用了视觉中国官方“严格审查”、“尊重版权”的套话，并且暗示“事件真相仍有待法院最终判决”，甚至末尾还提到了“近年来个别创作者利用版权纠纷进行炒作的现象”。

这篇“和稀泥”的报道，不仅没能帮我，反而引来了一些不明真相的网友的嘲讽。“又想白嫖别人的图吧？”“现在的人，为了红真是什么都干得出来。”“视觉中国这么大公司，会冤枉你一个小摄影师？”

我看着那些恶意的评论，手指冰冷。我意识到，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真相本身是脆弱的，它很容易被更有话语权的一方塑造、扭曲。视觉中国拥有的，不仅仅是强大的法务，还有无形的话语权和公关能力。

就在我几乎要被这种全方位的围剿压垮时，转机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了。

一个深夜，我收到了一封加密邮件。发件人匿名。好奇心驱使下，我按照提示打开了里面的链接。里面是一个压缩文件，解压后，是大量的聊天记录截图、邮件往来和内部文件。

我屏住呼吸，一页页翻看。越看，心越惊，也越凉。

这些文件，清晰地揭示了视觉中国内部一个被称为“收割计划”的操作流程。他们有一个团队，专门利用爬虫技术在网络上搜寻高质量的图片，特别是那些个人摄影师发布在博客、论坛等非商业平台上的作品。然后，他们会通过技术手段抹去原水印，伪造ExIF信息，并虚构一个或多个“授权摄影师”的身份，将这些图片纳入自己的图库。一旦发现原作者本人使用了这些图片，他们便会启动“维权”程序，利用法律诉讼和高额索赔，逼迫创作者就范。很多个人创作者不堪其扰，最终选择支付几千到数万不等的“和解金”，而这，成了他们一项隐秘而可观的收入来源。

文件里，甚至有我那组《银河下的村庄》的“入库记录”和“维权启动审批单”。上面冷冰冰地标注着：“目标：个人摄影师，无背景，预估维权成本低，成功率高，预期收益：8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