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里，孙岩的名字总出现在红榜最前面。算术本上的红勾密密麻麻，老师常捏着他的作业本说：“这孩子脑子灵，是块读书的料。”可放学路上，总有石子砸在他后背上，伴随着“大怪物”的叫喊。他攥着书包带一路小跑，书包里的铅笔盒哐当响，像他怦怦乱跳的心。

村里人路过他家门口，总要放慢脚步啐一口。二房的二婶纳鞋底时最爱扬着嗓子说：“前儿见他蹲在河边洗头，那头发留得比丫头片子还长，指不定心里想当婆娘呢！”李大叔蹲在磨坊门口抽烟，吐出来的烟圈都裹着刻薄：“我家小子说，看见他在茅房里站也不是蹲也不是，真是个异类！”这些话像蒲公英的绒毛，风一吹就落在孙岩身上，抖不掉，拂不去，慢慢在皮肤底下结了层痂。

父亲孙继文的脾气越来越坏，喝醉了就抄起扁担往墙上抡，土坯墙被砸出一个个浅坑。“谁再敢说俺娃的闲话！”他红着眼吼，声音震得房梁上的灰尘簌簌往下掉，“我就跟他拼了！”母亲总在这时扑过来抢扁担，围裙上沾着的灶灰蹭在父亲胳膊上，划出一道道灰白的印子，像给暴躁的火气降了点温。

直到那年春天，扛着摄像机的记者踩着泥泞走进村子。他们的胶鞋陷在泥里，发出“咕叽咕叽”的声响，在寂静的村道上格外突兀。孙岩被领上那辆印着“新闻采访”的面包车时，手心全是汗，攥着衣角的手指泛白。

县医院的白墙晃得人眼晕。穿白大褂的医生们围着他转来转去，手里的听诊器、压舌板闪着冷光。有人拿着尺子量他的身高，有人用小手电照他的眼睛，还有人拿着笔在本子上飞快地记着什么。他盯着天花板上的吊扇，扇叶转得像个模糊的圈，把十四年的混沌、委屈、恐慌都卷了进去，不知道这一次，能不能吹散那些压在心头的阴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