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人生，一场迟梦

消毒水的味道在医院走廊里弥漫，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裹得李二毛喘不过气。他坐在冰冷的长椅上，指尖攥着的诊断报告几乎被揉皱，“艾滋病阳性”五个字刺得他眼睛生疼，也击碎了导演倾尽心力为他搭建的最后一丝希望。

为二毛拍了十几年纪录片的导演，早已超出了拍摄者的界限。从街头变卖财产的狼狈，到被房东驱赶的绝望，他看着这个男人在命运的泥沼里挣扎了太久。当看到二毛因胸前假体被工厂毒打，蜷缩在警察局门口昏睡时，导演再也忍不住了——他打破了纪录片“不干涉”的铁律，四处奔走联系医院，自掏腰包要为二毛做假体摘除手术，想让他卸下伪装，哪怕能安稳活几天也好。

术前检查的结果却给了两人致命一击。手术被迫取消的那天，夕阳透过医院的窗户，把二毛的影子拉得很长。他没有哭，只是异常平静地对导演说：“我想回四川，给我爸建座空坟，就算是个念想。然后去香港，找个高崖跳下去，这样就都了结了。”语气里没有怨恨，只有一种耗尽所有力气后的麻木。导演想劝，却发现任何语言都显得苍白，这个一生都在追逐爱与认同的人，终究还是被命运推向了悬崖边。

那之后，二毛就像人间蒸发了。导演打遍了所有能联系到的电话，问遍了他们曾经去过的地方，都没有他的消息。所有人都以为，他早已兑现了那个决绝的承诺，消失在了某个山崖下的风里。

三年后的一个午后，导演的手机突然响起，来电显示是陌生号码。接通的瞬间，一个沙哑却平静的声音传来：“导演，是我，二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