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间休息时，蒙古少年帖木儿正拿着毛笔，在纸上练习写“友”字。他的父亲曾是北元的万户，如今在屯田所当“劝农官”，家里的帐篷换成了瓦房，案头摆着《农桑辑要》与蒙古文的《论语》译本。
“帖木儿，你这‘友’字的捺笔太轻了。”汉族女孩苏小妹凑过来，指着纸上的字，“要像先生说的，‘一波三折’，才有力气。”她父亲是移民来的蚕农，母亲却是女真绣娘，家里的墙上，既挂着汉式的耕织图，也挂着女真的狩猎图。
帖木儿皱着眉，按苏小妹说的再写一遍，墨汁在宣纸上晕开，竟真有了“一波三折”的模样。旁边的女真少年阿骨打看得羡慕，他刚学会用汉字写自己的名字，正拿着炭笔在地上画“射”字——他说长大要当明军的“神射手”，像蓝玉将军那样，既能骑马射箭，也能读书写字。
先生看着打闹的孩子们，捻着胡须笑。三年前，他刚来时，孩子们见了他就躲，蒙古孩子说蒙古话，女真孩子说女真话，彼此还会因为“放牧”还是“种地”吵起来。如今，他们在社学里一起念书、一起练字，放学了还会结伴去田埂上帮大人干活，用汉话讨论“哪个先生教的算术更简单”，用蒙古话讲“草原上的狼故事”，用女真话描述“林海深处的秘密”——语言成了交流的工具，而非隔阂的壁垒。
暮色渐浓时，社学的钟声响起，孩子们背着书包往家跑。帖木儿的父亲骑着马来接他，马鞍上挂着刚买的《农桑图谱》；阿骨打的母亲站在村口，手里提着刚绣好的“五谷丰登”香囊；苏小妹的父亲则在田边等着，要告诉她今天新学会的“堆肥”技巧。
回家的路上，孩子们还在争论“明天先生会不会教新的诗句”，他们的笑声里，汉话、蒙古话、女真话交织在一起，像一首杂乱却温暖的歌——这歌声里，没有“北元”与“明朝”的对立，没有“牧民”与“农民”的分别，只有“我们”：在这片土地上一起读书、一起长大、一起把日子过好的“我们”。
辽东都司的驿站里，驿丞老张正核对刚到的公文。驿站外的旗杆上，“辽东驿”的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驿站内，来自北平的信使正换马，来自奴儿干都司的文书堆在案头，上面盖着不同卫所的印章——这些驿站像血脉，将北元故地与东三省的各个角落，同中原紧紧连在一起。
“张驿丞，这封是北平来的，说新的《农桑令》到了，让各卫所张贴。”信使递过公文，马夫已牵着新的驿马过来，马鞍上还带着余温。
老张接过公文，在登记簿上记下“洪武二十一年三月十七，北平至辽阳，农桑令”，又拿起朱笔在文书上画了个“急”字：“告诉马夫，这封得赶在明早送到沈阳卫，那边的春耕正等着这新令呢。”
驿站外的官道上，一队明军巡逻兵正骑马经过，为首的百户赵能勒住马，向老张拱手：“张驿丞，今日有商队经过吗？”他的卫所负责辽阳至沈阳的治安，三年来，他们的巡逻路线从“防袭扰”变成了“护商旅”，腰间的佩刀虽仍锋利，却更多是用来威慑盗匪，而非对抗敌军。
“刚过去一队山西商队，往沈阳去的，文牒都齐。”老张笑着回礼，“赵百户，昨天沈阳卫送来的《治安册》上说，这一带的盗匪都被清剿干净了，你们也能松口气了。”
赵能勒转马头，望着远处田垄上的炊烟：“可不是？三年前这儿还得提防北元残部，现在倒好，农户夜里敢开着门睡觉，商队走夜路也不用带护卫——这安稳日子，比啥都强。”
离驿站不远的沈阳卫指挥使司里，指挥使蓝玉（与开国大将同名的后辈）正翻阅《户籍册》。册子上，“军户”“民户”“匠户”分类清晰，既有汉族移民，也有蒙古、女真的归附者，每个人的名下都记着“田亩数”“技艺”“纳税记录”——这是明军接管后，仿照中原的户籍制度，结合当地情况制定的“新户籍”，既保证了赋税征收，也让各族百姓有了“大明子民”的身份认同。
“指挥使，这是今年的‘劝学册’，”文书递上另一份册子，上面记着各社学的入学人数，“蒙古、女真的孩子入学率比去年高了两成，不少家长还主动来问，能不能教孩子学算术、学记账。”
蓝玉翻着册子，眼里的笑意藏不住。三年前，他随大军平定东三省时，看到的是“刀光剑影”；如今，他看到的是“笔墨纸砚”与“犁铧锄头”。那些曾经的“敌人”，如今成了屯田户、匠户、社学里的学生；那些曾经的“战场”，如今成了良田、作坊、市集。
夜色降临时，辽阳府的城楼上，守军敲响了暮鼓。鼓声里，田埂上的农人扛着锄头回家，作坊里的铁匠熄了炉火，社学里的孩子们背完最后一句诗，都朝着家的方向走去。不同民族的灯火在夜色里亮起，像散落的星辰，照亮了这片曾被战火蹂躏的土地。
这就是洪武二十一年的北元故地与东三省——没有了大规模的战争，却有着日复一日的安稳；没有了尖锐的族群对立，却有着不同文明的交融共生。百姓们关心的不再是“明天会不会打仗”，而是“今年的收成能不能再多些”“孩子能不能考上社学”“作坊里的新样式能不能卖个好价钱”。
这种稳定，不是靠武力压制出来的“平静”，而是靠农耕、手工业、教育、户籍制度编织成的“生活网”——每个人都在这张网里，找到自己的位置，用自己的劳作换取安稳，用自己的方式接纳彼此。就像田埂上的水渠，既引着中原的“水”，也汇着草原的“河”，最终灌溉出一片属于所有人的、生机勃勃的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