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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分两头，回到王强这边。

福康堂二楼的书房里，王强正翻看着当天的《南华早报》。

窗外的阳光斜斜照进来，在报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标题很刺眼——《港岛治安好转，警察功不可没》。

文章里，雷洛被塑造成一个铁腕治警的英雄，而半年前还风头无两的福康安保，只被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某安保公司因违规经营已解散”。

白玲端着一杯茶走进来，轻轻放在桌上：“又在看这些？”

“得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王强放下报纸，端起茶杯吹了吹，“雷洛现在风头正盛，但文章里提到新界的冲突已经三次了。”

“你是说……”

“矛盾在积累。”

王强喝了口茶，“雷洛以为把福康安保打掉，一切就能回到以前的样子。但他错了。我们这半年做的那些事——规范经营、提供就业、改善治安——就像是在沙地上挖了一口井。井被封了，但人们已经知道地下有水。”

白玲若有所思：“可我们现在什么都做不了。”

“恰恰相反。”

王强拉开抽屉，取出一叠信件，“我们一直在做。”

那是来自各地的信件。

有九龙城寨的居民写的，有前福康安保员工写的，甚至还有几个小商户写的。

字迹大多歪歪扭扭，但内容真挚。

“王老板，诊所关了后，我老娘又没地方看病了……”

“强哥，我在码头找了活，但工头抽成太狠，一个月剩不下几个钱……”

“王先生，夜校停课后，我儿子又跟街上那些人混在一起了……”

每一封信，都是一个具体的困境，一个被重新抛回旧秩序的人。

“这些信……”白玲翻看着，眼圈有些红。

“我让人每周整理一次。”

王强说，“不能回复，但得知道。得记住，我们为什么来港岛，为什么要做那些事。”

楼下传来敲门声。

白玲擦擦眼睛：“我去看看。”

来的是个五十多岁的妇人，面色憔悴，手里拎着个布包。

“王老板在吗？我……我想看病。”妇人声音很小，眼神躲闪。

王强从楼上下来：“阿婶，哪里不舒服？”

妇人看了看四周，确认没别人，才压低声音：“不是我，是我儿子。他……他在九龙城寨被人打伤了，不敢去医院，怕警察查。”

“伤得重吗？”

“流了好多血……”妇人眼泪掉下来，“王老板，我知道现在找您有风险，但实在没办法了。肥波的人说，谁敢找您看病，就打断谁的腿。”

王强沉默了几秒：“人在哪？”

“在我家，不敢出门。”

“白玲，拿药箱。”

王强转身对白玲说，又对妇人道，“阿婶，您先回去，我半小时后到。从后门走，别让人看见。”

妇人千恩万谢地离开了。

白玲拎着药箱，有些担心：“王强，这会不会是陷阱？”

“不像。”

王强检查着药箱里的器械，“而且就算是陷阱，也得去。见死不救，我们和那些人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