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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时的西安府很大,总人口接近200万,仅西安城内的常住人口就有40万,约等于半个京师的水平。
因为地处边塞战乱频发之地,那时候对于西北的划分很是笼统,像宁夏,甘肃,日后都是单独的大省,此刻都归纳由陕西承宣布政使司统领。
致使在大明260多年的发展中,西安府催生出了数量极其庞大的商贾帮众,还有根深蒂固的士绅地主阶级。不说多如牛毛吧,反正永兴坊一个戏园子肯定是装不下的。
朝廷三饷很重,每年将额外从民间收取1600多万两的银子,用于辽东对建奴的战事、用于镇压农民起义的饷银、用来操练募集新兵的费用……
听上去都是为了国家苦一苦百姓的不情之举,但执行下来却有极大的漏洞。例如官绅,退休的臣子,亦或祖上有功劳,或考取过功名的名士,还有分封各地的朱姓王爷们,都可以减免三饷缴付,更别说传统赋税了。
于是乎,为了少缴税负,大量的自耕农将自家田地挂靠在了功勋士绅名下,此名为“诡寄”;
而田地更多的大地主为掩人耳目,还会将自己的地拆分为许多小块,分别挂靠在不同官绅名下,此名为“飞洒”;
还有一些农民,则干脆把土地送给地主,直接沦为佃户,此名为“投献”。
如此多的偷税漏税组合拳下来,朝廷分派给地方的税赋自然难以收齐。老爷们的钱征不到,那自然只能更多地压榨到没有背景的普通百姓头上。
若是风调雨顺,屁民尚且能有一口饭吃,这日子苦,大家还在努力地活着。可又赶上这些年旱涝病疫虫,各种灾害你方唱罢我登台,终于变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迫使百姓要么放弃主产,变成投献的佃户,要么只能抛家弃业,变成流民,亦或造反的兵源。
一个恶性循环已经开启,唯有士绅阶级不为之,甚至感谢朝廷的税赋,老天爷的灾祸,让他们手上的土地蹭蹭地涨,越饥荒,越发财。
而此刻,永兴坊的戏园中央20张八仙桌,共坐着80位最发财的豪绅士族。他们一个个穿得是光鲜亮丽,珠光宝气,相互拱手抱拳寒暄问候,颇有一场西安府名流晚会的意思。
这种场合,打肿脸也要充胖子,每个人身上挂着各种各样名贵的玩意,甚至汉白玉的手把件,紫檀木的十八罗汉念珠,穿金戴银都会被嘲笑土鳖,比的就是一个档次。
但他们都不是今天的主角,全是背靠西安右护卫的士绅包商,也是崔尔达承诺搞到八万石稻米的底气。
崔尔达与张闲的到来,打破了他们原本的一团和气,大量持枪兵卒沿着走道分列戏园的两侧,封堵了所有的出入口。
而张闲的兵卒也在其中,不过他们更习惯地登高在2楼,这样可以更有效地观察场内局势,随机应变。
崔尔达一直拉着张闲的手,不理那些上前作揖问候的士绅,带着他一路走上戏台,分别坐在两张准备好的太师椅上,颇有平起平坐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