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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反对派最后游说时,姿态放得很低,话说得很软,算盘打得很响。
林凡回国第三天,就收到一场“闭门交流”的邀请。邀请函上写着“共商负责任创新的可持续路径”,翻译成人话,大概是:我们不想明着反对规则,但想把规则磨薄一点。张磊看完邀请函,评价:“这标题像一碗兑水的鸡汤,喝完还得自己洗碗。”
苏晓也收到了邀请。她看了一眼名单,里面有几家投资机构、平台代表、行业协会和几个曾经在监管听证会上反复强调“效率成本”的熟面孔。她说:“去。”
林凡问:“你不怕他们绕?”
苏晓说:“他们不绕才奇怪。听听绕到哪。”
交流会地点选在一家很安静的商务会所。地毯厚得像能把良心脚步声吸进去,茶点精致得让张磊看了照片后立刻问:“这点心是给人吃还是给估值吃?”林凡没有带他,主要怕他当场把闭门会开成吐槽开放麦。
资本代表开场很客气。他们先高度肯定全球论坛成果,再充分认可人类最终责任原则,最后委婉表示,规则落地需要考虑行业承受能力、创新活力和全球竞争。他们真正想推的是三件事:延长过渡期,缩小高影响决策定义,允许部分平台自行审计。
苏晓听完,翻开笔记:“自行审计不等于不能做,但不能替代外部审计。”
对方笑:“我们并非反对外部审计,只是担心频繁审计会占用企业资源。”
林凡说:“以前用户申诉占用自己的时间时,你们好像不太担心资源。”
会议室安静了半秒。有人低头喝茶。
另一位投资人更直接。他说,如果规则过紧,资本会撤离高风险公共技术领域,最终受损的是公共服务现代化。林凡听得很熟悉。三十年来,每当有人想约束扩张,就会有人说创新会死。创新像一种被反复拿出来做威胁的玻璃器官,碰一下就要碎给你看。
苏晓说:“公共服务现代化不等于把公共责任打包外包给平台。资本可以退出某些不该过度逐利的场景,这不是灾难。”
投资人说:“那成本由谁承担?”
苏晓说:“这是政策问题,可以讨论。但不能因为成本难,就把权利边界交给商业模型决定。”
资本反对派最擅长把原则谈成成本,把责任谈成障碍,把公众权利谈成“用户教育不足”。他们拿出厚厚一叠报告,证明过渡期太短会导致服务降速、投资下降、人才流失。报告图表很漂亮,颜色稳重,箭头顺滑,几乎让人忘了图表里没有一个被误判家庭的名字。
林凡翻到最后,问:“有没有测算不改规则的成本?”
对方说:“您指?”
“误拒、误伤、申诉、隐私泄露、信任损耗、公众戒断、旧案复核。你们把这些算进去了吗?”
报告作者说:“这些较难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