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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对威权皇帝所有的纠错机制都已经失效，自张居正病逝后，所有对皇帝的纠错，都由皇帝本人自省完成。

将大明江山社稷、数万万百姓的命运，托付到一个人身上，这本身就是一种冒险，而对于被托付的皇帝本身，也是一种巨大的压力。

可万历维新已经三十八年，已经演变成了这样，大明上下内外，只盼着皇帝能够一直英明神武下去，不被权力所异化，不负江山之托付，时至今日，皇帝的表现，依旧可以用英明神武去形容。

包括这次宣布不再南巡，也是如此，皇帝其实不喜欢待在京师，抬头就只有皇城的四方天空，这里既是权力的最高峰，同样也是枷锁和牢笼。

可皇帝下旨，不再南巡，等同于自我约束，简而言之，大明皇帝终究是坐到了黄金马桶之上，镇压诛邪，维持大明的昌盛。

万历三十八年十月初四日，皇帝以朱中兴的名义，在邸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而这篇文章只是一个开端，皇帝要展开为期十年甚至更久的连载，每月一篇，这个连载的系列名称叫做《全面讨论政治》。

邸报的主要受众是大明官吏和官吏的预备役，也就是秀才、举人、进士、大学堂学子等，而全面讨论政治，就是对万历维新中关于政治人文大思辨的全面总结。

而第一篇文章，就引起了大明朝上下的集体恐慌，因为这第一篇论述的就是：人民的权力。

人民没有权力，人民的所有权力，都由统治阶级赋予，无论是所谓的奴隶制、城邦制、封建制、代议制、郡县帝制，无论何种制度，人民的所有权力，皆来自于统治阶级的赋予，都是统治阶级为了维系自身统治、创建自身政权、行使自身权力的统治工具。

但制度之间仍有高尚和卑鄙的区别。

天变并不是只是存在于大明，而是普遍存在，时至今日都没有缓解的倭国大饥荒就是表现之一。

可惜，因为英格兰的私掠许可证还没有解除，这位爵士，没有获进入大明南洋的权力；

来自神的愤怒正在向大地倾泻，如果这就是最后的审判，我认为它正在发生，如果是过去，所有人都应该虔诚的祈祷迎接最后的审判，并且感谢神恩垂怜，但光明告诉我们，即便是神要审判，哪怕是陷入永夜，也要准寻光明，

克洛堪（乡下人）运动，就是我们对神的宣言，你可以审判，我们也有权力活着。

这位雷诺，过去是一位虔诚的罗马正教信徒，后来是抗罗宗的骨干，现在是法兰西大光明教的主教首座。

天变，遍布了整个世界，而对于天变的应对，对人民是否负责，就是高尚和卑鄙的区别，而区别他们的标尺，就是对于朘剥的容忍和态度，反对朘剥高尚，鼓励朘剥卑鄙。

《全面讨论》的第一篇，就把满朝文武、士林惊哑口无言，甚至于已经完全绝了起复之心的申时行，看到这一篇文章，都吓从躺椅上跳了起来，把这一篇文章里里外外看了数十遍。

“幸好，幸好，老子致仕，颐养天年了！”申时行躺回了躺椅，他严重怀疑，皇帝陛下把藏了这么多年的第四卷，以这种方式公之于众了，这玩意儿是能公开论述的吗？

申时行很庆幸，这个泼天的祸事，没有在他的任期内发生。

哪怕这个《全面讨论》就只有这么一篇，其价值也恐怖无比，这代表着一种对后世的裁决，是皇帝陛下跨越时间的审判。

哪怕是陛下龙驭上宾后，一旦大明从反对朘剥走向鼓励朘剥，皇帝、朝廷、文武百官、天下官吏，就会从高尚立刻变卑鄙起来，定性为无耻，一切都变名不正言不顺。

失德则失天下。

申时行哼着小曲，躺在躺椅上，偶尔还会品一品清茶，这些事儿，留给新首辅头疼去吧。

新首辅侯于赵一点都不头疼，他一个狂热帝党从来不头疼这些，任何质疑的奏疏，他都会先判定立场，陛下说的就是绝对正确，反对陛下就是谋逆，先判断立场，再论是非，让整个朝堂的言官瞬间哑火。

首辅把谋逆这个帽子扣下来，那个科臣言官担起？

很快，《全面讨论》的第二篇文章，再次横空出世，这篇文章题目就是《民权的大小与经济基础有关》。

人民的权力随着统治阶级的改变而改变，但这种改变，并非因为人们的主观意愿和主动选择所决定，而是由该时期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所决定，当统治阶级成为经济基础增长、生产关系改变的阻力，就会发生改变。

正统，即统治阶级实行统治的合法性，过去有五德论、有天命论，海外则是依托于宗教去实现，也就君权神授等等，而现在皇帝提出了新的合法性依据。

这是在新天命，即过去、现在、未来共同认可则为天命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统治的合法性，也是第一次将统治的合法性和人民的权力结合讨论。

生产力是经济的基础，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的基础，而生产资料所有制是所有生产关系根基，这决定了社会中不同集体或者个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

在王崇古病逝前后，大明官厂其实已经进入了一种生死攸关却没有人察觉的危险之中，那就是官厂究竟归谁所有的问题，身股制的出现，这个把大明官厂生产资料归属于官厂所有人的大胆举措，拯救了官厂。

匠人不再是被呼来喝去的奴仆，仅仅几两碎银子就可以让其出卖所有的力役，而是官厂的主人之一，而大明维新的成功，创建在匠人们对生产力的巨大提升之上，具体成果表现为驰道修建、精绝盐产出、水肥普及、钢铁产量提升、线缆铺设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