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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过太多人了。有的人博士读了六年，出来就29了，找工作时发现很多学校的招聘年龄卡在28，对不起，你超龄了。有的人好不容易进了高校，结果国青连续两年没中，第三年中了的时候已经36了，超过了很多学校35岁以下的隐性要求，对不起，你又超龄了。还有的人，四十五六岁了才想起来申请国家重点课题，结果一看申报条件，不超过45周岁，对不起，你还是超龄了。”

“起个大早，赶个晚集？”李乐问。

“不。”马主任摇摇头，“他们连晚集都赶不上。晚集的意思是，虽然你来得晚了，但好歹还能买到点剩菜。而这些人的结局是：等你赶到集市的时候，摊位都收了，连个菜叶子都不剩。”

“所以，你现在明白了吗？”马主任拍了拍他的肩膀，“学术之路，一步一重天。每一重天都有它的任务和时限。你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否则就会被永远卡在那个等级，眼睁睁看着别人往上爬。”

“真正的学术生涯，远比这个故事复杂得多，有人弯道超车，有人大器晚成，也有人另辟蹊径。但有一条铁律是不变的：永远不要停止进步。 ”

“行了，好好准备，我走了。”

李乐起身，跟着马主任到了门口，忽然说道，“那，马主任，那您现在是哪个阶位啊？”

“我啊，还没到盖棺定论的时候，但我至少赶上了所有的节点，一个都没落下。所以我才能坐在这里，跟你这个小辈吹牛逼。”马主任眨了眨眼，“要是中间漏了一步，我现在可能就在哪个二本院校里，一边给学生们讲《管理学原理》，一边后悔当初为什么没再拼一把了。”

“另外，李乐，记住，虽然刚才我说的那些条件，有的你已经提前达成了，比其他人多了一个甚至两个身位，这是你的优势不假，但千万别挥霍。”

“前路漫漫，既然选这条路，就要明白每一关要打什么boSS。剩下的，就是去刷装备、练技能，然后，一、剑、屠、龙。”

。。。。。。

窗外雪又密了几分，落在窗台上叠出新的厚度，玻璃内侧凝了一层薄雾，把外面的树影和天色都晕成了灰白的团块。

会议室的暖气烘得人耳根发热。

长条桌铺着墨绿色的绒布，桌上摆着的几个果盘里，都是此时北方难见到的菠萝蜜、百香果、凤梨释迦、莲雾、红毛丹，该洗的洗，该切的切，五颜六色的摆着。

这些都是梁灿安排弄来的，按照他的说法，那些橘子香蕉苹果的太普通，配不上这么高规格的活动。

茶是临安茶园里今年一芽一叶的特级品，只要一小撮，就让整个会议室里茶香四溢。

最前排的长桌，大师伯苏延中坐在正中偏右的位置，面前摊着那本厚厚的结题报告，手指按在某一页的边缘，像是刚读到一段值得停顿的段落。

他旁边是社系的王善平教授，银边眼镜搁在鼻梁中段，正往后翻着附录的案例汇编，偶尔在页边写几个字，字迹很轻。

金陵大学社系的周彤周主任坐在靠窗的地方，面前摆着一台合着的笔记本电脑，偶尔抬眼看看窗外，又低头看看材料。

师姐梅苹坐在王善平旁边，翻到某一页时笔尖停了一下，又继续往下划，看不清是在批注还是在做记号。

而那位社会学学会的朱长松教授，坐在长桌另一头，面前摊着一本翻开的报告，手指搁在桌面上，像是在等着某个时间节点自然到来。

诸如马主任、惠庆、厉股份，袁春澍，还有哲学系的赵主任、学校的三把手这些大佬，三三两两的坐在了后面两排，有的抱膀，有的头顶眼镜端看报告，有的低声交谈。

李乐站在讲台一侧，面前那台投影仪的风扇呼呼转着，把光束里浮动的尘埃搅成一团混沌的光雾。

ppt停在最后一页，已经被投射了将近五分钟，白底黑字，安安静静地悬在那面斑驳的幕布上，像一句无人应答的独白。

他刚才的汇报用了四十分钟。从课题的缘起、研究框架、田野方法，到核心发现和理论贡献，一条线捋下来，没有多余的修饰，也没有刻意的煽情。数据是实的，案例是硬的，结论是经过反复推敲的。

李乐按下翻页键，屏幕切换回第一页的标题。

“……以上就是我们课题组对网络社会学基础概念理论研究这一课题的研究过程与主要发现。从嵌入性的数字化变形，到弱连接在线上社群中的新功能，再到虚拟空间中的符号资本累积路径，我们在经典社会学理论与新兴经验事实之间，尝试搭建一座初步的概念桥梁。”

他的目光扫过评审席，“课题的局限也很明显.....一是实证样本以国内平台为主，缺乏跨文化比较，二是时间跨度只有两年多，难以捕捉网络社群的代际变迁。这些留待后续研究逐步补足。”

会议室安静了两三秒。

暖气的嗡鸣声在这段沉默里变得格外清晰。

苏延中先开了口，“你这个课题，起点是格兰诺维特和布迪厄，终点是你自己的概念框架。这个路径没问题。但我想问的是，你在搭建桥梁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某一块桥板怎么铺都觉得不稳的情况？”

李乐想了想，“有。最明显的是嵌入性这个概念。”

“哦？解释一下。”

“格兰诺维特说的是经济行为嵌入社会关系，在线上社群里，社会关系本身是数字化的、可被算法计算的，这种嵌入关系就变得很难用传统的强连接弱连接框架来解释。我们后来用了中介性嵌入这个词来试图区分。”

苏延中点了点头，没有追问，用笔在纸上划了一道。

王善平接过话头，声音带着一种特有的缓慢和安定，“你的案例里提到一个线上读书社群，成员来自不同城市，从未在线下见过面，但持续了三年多。”

“你把它归类为基于趣缘的弱连接网络。我想问的是，你们有没有统计过这个社群的成员留存率？三年里有多少人从头到尾都在，又有多少人在中途离开？离开的人是因为什么？”

李乐侧过身，朝最边上一排张曼曼的方向看了一眼。

张曼曼翻开面前的笔记本，飞快地扫了一页，接话道，“我们的数据显示，三年间全程在线的核心成员大概占总注册人数的百分之七左右。”

“中途离开的，大部分是因为现实生活变动，比如换工作、搬家、生育，以及社群内部讨论质量下降。我们还做了一组对比，发现社群活跃度的下降先于成员流失，大约提前两个月左右。”

王善平听完，用手指在桌面上轻轻点了一下，像是对这个回答表示认可。

从一开始就没怎么说话的周彤看了眼手里的报告材料，身体微微前倾：接过话头，“你的报告里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液态连接。”

“你说线上社群的连接状态不像传统社会结构那样稳定，更像是不断流动、聚合、再分散的水体。这个意象很漂亮，但我想知道的是，你在操作化这个概念的时候，用了什么指标来测量流动的程度？”

李乐不假思索的回道，“我们用了三个维度，一是成员在不同社群之间的迁移频率，二是同一社群内部讨论主题的转向速度，三是新成员进入后的融入时间。如果我们把这三个维度叠加来看，能大致画出一条社群成员的流动轨迹。”

“有数据支持吗？”

“有。我们选了四个不同类型的线上社群做了对比，包括游戏公会、读书群、论坛版块和一个地方性的球球群，做了为期十个月的跟踪记录。数据在报告附录第五部分。”

周彤翻开，看了会儿，点了点头，“我看到了。数据做得细，这点不容易。这个方向可以继续往下挖。”说完，看向身边的梅苹，“梅老师？你刚才想问什么来着？”

梅苹点点头，看向李乐，“你这个课题，我最感兴趣的是数字身份那部分。你们把数字身份拆成了自我呈现和他者建构两条路径，这个框架挺好用。”

“但，我有一个实际操作层面的问题，你们在收集数据的时候，如何区分这两条路径？换句话说，怎么判断一个用户在网上的行为是出于自我选择，还是被平台规则或群体期待塑造的？”

李乐没有立刻回答。他低下头，像是在记忆里翻找某段具体的记录，过了一会儿才说。

“我们其实也遇到了这个困难。后来我们换了一个办法，不是去区分，而是去观察。”

“观察？”

“对，我们不看用户在平台上是主动还是被动，而是看他有没有在不同的平台上呈现出不一样的身份。比如说，一个人在游戏里和论坛上的发言风格、用词偏好完全不同。这种差异，就是在告诉我们，他是在根据场域调整表演策略。与其去区分主动被动，不如去看他如何在不同场域之间移动。”

梅苹听完，笑了一下，把目光重新落回报告上，像是满意了。

苏延中刚要开口，坐在长桌末端，表情有些严肃朱长松说话了。

他整个上午几乎没有发声，此刻把茶杯轻轻放下，发出一声极轻微的声响。

“李乐同学，你的报告，陆陆续续，我读了一个星期，也琢磨了一个星期，有几个地方，我觉得很有意思，有几个地方，我觉得还可以再想深一点。我想先问一个基础的问题。”

“朱教授，您请说。”李乐直起腰。

“你觉得，社会学为什么要研究网络？”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瞬。

这个问题听起来简单，像一个导论课上老师问新生的开场白，但在这个场合、从这个人嘴里问出来，意味完全不同。

听到这个问题，李乐在台上来回走了两步，才开口，“因为人在那里。有人聚集的地方，就有社会关系、有权力结构、有符号交换、有意义的生成与争夺。网络只是一个新的场域，但场域里的人，还是我们研究了一百多年的那种人。”

朱长松听完，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又问，“那你的研究，是在研究网，还是在研究人？”

这个问题比前一个更窄，也更锋利。

“二者不可分割，但重心在人。网只是一个媒介，一个让人的互动得以发生、被记录、被放大的中介。如果我们把研究重心放在网的架构上，那是计算机科学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是透过网的架构，去看人的行为、关系、认知、意义生产如何被重塑。”

朱长松不置可否，继续问道。

“第二个问题，你对网络社会这个概念的定义，你把它界定为人类关系形态的根本性重构，而不是单纯的技术迭代。这个判断，我个人认为是准确的。”

“但是。”

这一个“但是”，像一颗石子投进平静的水面，在会议室里激起一圈无形的涟漪。

张曼曼坐在角落里，手里的笔不自觉地停了下来；梁灿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邹杰的目光从电脑屏幕上抬起来，落在朱长松的脸上。

“但是，我有一个困惑。”朱长松继续说，“你的整个研究框架，从理论预设到田野操作，再到最终的结论呈现，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上，即网络社会是一个正在变得真实的现实。”

“换句话说，你认为它已经在发生，并且正在深刻地改变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

“是的。”李乐说。

“那么....”朱长松的两只手交叉着搁在桌上，“你怎么证明，你所观察到的这些变化，不是一种暂时的、表层的、甚至是幻觉式的现象？你怎么证明，网络社会不是一场大规模的集体癔症，人们以为自己正在进入一个新世界，实际上只是在旧的舞台上换了一套布景？”

这个问题不是刁难，甚至不是质疑。它是一个真正的、严肃的学术问题。

李乐能感觉到，朱长松不是在考他，而是在和他进行一场平等的对话，只不过这场对话的起点，设在一个相当高的海拔上。

房间里沉默了几秒钟。

没有急于回答，而是先整理了一下思路。他知道，面对这样的问题，任何花哨的话术都没有意义。唯一能依靠的，是逻辑和证据。

“朱老师，我想从两个层面来回应您的问题。”李烈回道。

“第一个层面，是经验层面。我理解您的担忧，任何一种新兴的社会现象，在其初期阶段，都可能被误判为暂时的或幻觉式的。十九世纪末，电话刚发明的时候，很多人认为它只是一个玩具，不会对社会结构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二十世纪初，广播出现的时候，同样有人认为它不过是报纸的附属品。历史证明，这些判断都错了。”

“但历史经验本身并不能作为充分的论证依据。”朱长松插了一句，语气不算严厉，更像是提醒。

“您说得对。”李乐点头，“所以我第二个层面的回应，是基于实证数据的。”

他转过身，在电脑上点了几下，ppt切到了一张新的页面。

那是一张折线图，横轴是时间，从9八到零6年，扒拉纵轴是几个维度的指标。网民数量、日均上网时长、网络购物交易额、网络社交平台的注册用户数、以及基于网络形成的线下社群的规模变化。

“这是我们课题组在线上田野调查之外，同步进行的量化分析的一部分。”

李乐指着图表上的几条曲线，“您可以看一下这几条线的走势。它们不是平行的，而是呈现出高度的相关性，尤其是在03年之后，随着宽带普及率的提升和移动终端的初步渗透，这几条曲线的斜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他用激光笔在图上圈了几个关键节点，“口罩期间，由于物理隔离的需要，大量社会交往活动被迫转移到线上。这一年，网民数量增长了将近百分之四十，网络购物的交易额翻了一番，各类论坛和即时通讯工具的活跃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更重要的是，当口罩结束、物理隔离解除之后，这些数据并没有回落，它们继续保持增长的态势。这说明什么？说明人们在疫情期间形成的网络行为习惯，并没有随着疫情的结束而消退，而是沉淀了下来，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他放下激光笔，转过身，面对着朱长松，“朱老师，我认为，这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网络社会不是一场集体癔症，因为它经受住了反向检验。”

“如果它只是一种暂时的、应激性的现象，那么在促使它产生的外部条件消失之后，它应该随之消退。但它没有。它留下来了，并且正在以一种不可逆的方式，嵌入到我们的社会结构之中。”

朱长松没有立刻回应。他低头看着自己面前那张空白的笔记本页面，像是在消化李乐的回答。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你这个反向检验的思路，有点意思。”他说，“不过，我还有第二个问题。”

李乐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你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网络社会对个体层面和社群层面的影响。但在更大的尺度上，比如制度层面、权力结构层面......你是否有过考察？”

“或者说，你认为网络社会的兴起，会对现有的格局产生什么样的冲击？”

这个问题比上一个更宏大，也更危险。

李乐能感觉到，坐在长桌另一端的惠庆老师，目光在他和朱长松之间快速地游移了一下。

但他没有退缩。

“朱老师，坦率地说，这个层面的问题，在我们的课题中有所涉及，但不是重点。原因很简单，制度层面的变化，通常滞后于技术和行为层面的变化。”

“网络社会对个体和社群的重构，目前已经显现出清晰的轮廓，但它对权力结构的冲击，现在还处于萌芽阶段，更多的是一些苗头和趋势，而非成熟的、可观测的变革。”

“不过，”他话锋一转，“如果您允许我做一点推测性的讨论.......”

“请。”朱长松说。

“我认为，网络社会的兴起，对权力结构最根本的冲击，在于它改变了信息的分布方式。在传统的权力结构中，信息的流动是自上而下的、中心化的。掌握信息的人，掌握权力。但在网络社会中，信息的流动是去中心化的、网状扩散的。理论上，任何一个节点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和传播者。”

“这意味着，传统的权力中心无论是政府、媒体还是大型机构，对信息流的控制力正在被削弱。”

“与此同时，新的权力形态正在形成：那些能够有效利用网络工具、掌握信息筛选和分发能力的个体或群体，正在获得前所未有的影响力。”

李乐说完，又补充了一句，“当然，这只是趋势。最终的结果如何，取决于多种因素的博弈。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它可以被用于解放，也可以被用于控制。网络社会带来的，不是乌托邦，也不是反乌托邦，它带来的是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正在展开的新场域。”

朱长松听完，好久没说话。

拿起笔，在李乐刚才回答的过程中，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了些什么。写完，他合上笔帽，抬起头，看着李乐，说了一句：

“你这个回答，比你刚才的汇报更有价值。”

会议室里响起一阵轻微的骚动。

张曼曼在角落里无声地咧了一下嘴，梁灿的肩膀明显松弛了下来；邹杰推了推眼镜，低头在键盘上敲了几个字，像是在记录什么。

就在李乐以为提问已经结束时，从会议桌另一头，传来一个声音，“李乐同学，我有个问题。”

（一个挪威的七号，一个瑞士的七号，这俩，改变了比赛的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