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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国富办公室只亮着桌灯。

四十九起案例，十三批材料，六组传真号码，二十七处重复表述。

他没先看结论，把材料按时间重新排了一遍，又让人调来最早几篇批评新规的文章。

第一篇文章发布于凌晨两点十三分。

半小时后，五个本地论坛同步转载。

早上七点，退休干部联谊群开始讨论。

九点之前，三名企业代表接受采访。

当天中午，第一份暂停新规的建议书已经写好。

太快了。

正常的政策争议，得经过执行、反馈、汇总、发酵，群众还没弄明白新规写了什么，结论已经替群众准备好了。

田国富拿起红笔，在“自发舆情”四个字上画了一道横线。

“查转发源头。”

对面的干部压低声音：“田书记，再往下查，可能碰到一些退休老同志。”

“退休不是护身符。”

“还有几家民营咨询公司，背后可能有人出钱。”

田国富合上材料。

“不要猜人，查资金、查电话、查材料流转，谁说了什么不重要，谁让这么多人同时说一样的话，才重要。”

一个小时后，初步关联图摆上桌面。

两家公关咨询公司负责撰稿和传播，三家长期依赖政府工程的企业承担费用，几名退休干部负责向原单位递话，部分在职干部再把那些话包装成基层意见，层层上报。

每一段单独看都合规。

连在一起，味道变了。

最关键的一条：其中一家咨询公司的业务联系人，过去半个月内，与刘宏清名下常用号码有过十七次通话。

田国富盯着那行记录看了很久。

“先封存。”

“要不要启动初核？”

“证据不够。”

茶早凉透了，他端起来喝了一口，放回去时杯底磕在桌面上，声音比平时重一点。

“但这不是理念之争，有人把政策讨论做成了围猎。”

第二天早上，刘宏明走进办公室时，桌上多了一只没有编号的牛皮纸袋。

七页纸，没有姓名，没有推断，全是传播节点、通话交叉和资金往来。

翻到第三页，他的手停住了。

十三批联名材料的形成时间列在上面，最早的一批，在新规正式执行前一天就已经建好文档。

所谓“实施后造成严重影响”，写在实施之前。

刘宏明靠回椅背，手指搭在纸袋边缘，拇指来回蹭着封口的毛边。

过去几天，他一直把这场冲突当作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正常张力——推进太快，

现在看来，有人借了所有人的嘴。

连省委都差一点跟着那只手走。

秘书在门口提醒：“九点有书记碰头会。”

“把原议题撤掉。”

“暂停新规的议题？”

“撤掉，换成舆情信息核验机制，以后涉及重大改革的集中投诉，先查事实，再上会。”

秘书点头，转身要走。

“等一下。”

刘宏明把七页纸装回袋里。

“通知督查室，所有联名材料保留原始件，谁签的字，谁提供的案例，一项一项核。”

碰头会上安静了不少。

前几天公开主张暂停新规的两名干部低头翻文件，谁也没先开口。

陈建明看了刘宏明一眼。

“书记，基层意见还是要重视，不能因为部分材料失实，就否定全部问题。”

“当然不能。”

刘宏明语气平稳。

“真问题必须改，假问题也必须查，否则以后谁反对一项政策，只要凑几枚公章、找几个人联名，就能逼省委表态？”

没人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