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北平的清秋，迅速将自己重新投入这座古都的文化脉搏之中。战争的创伤随处可见，断壁残垣，民生凋敝，但一种百废待兴的活力也在瓦砾间悄然萌发。

燕京大学虽复校，但元气未复，师资、设备、书籍都亟待补充。清秋未及多做安顿，便应容庚先生之请，挑起了协助重建国文系的重担。

她首先着手的是恢复教学秩序。许多珍贵的藏书在战乱中损毁或散佚，她凭借记忆和残存的目录，列出急需补购和征集的书单，利用自己在学界的影响力，向尚存的书坊、旧家以及南方的友人发函求购或求助。她也将自己在昆明期间坚持研究、修订的手稿和收集的资料无私地贡献出来，供同事们参考使用。课堂上的她，将八年离乱中的见闻与思考融入讲授，从西南少数民族的史诗到战时文学的救亡主题，她的“中国小说史”和新增的“现代文学思潮”课程，因其厚重的生命体验和开阔的视野，吸引了比战前更多的学生。

然而，清秋的目光并未局限于校园。战后北平，大量因战争失学、失业的女性处境尤为艰难。

她们中，有丈夫阵亡的遗孀，有家庭破产的闺秀，也有从各地流落至此、无依无靠的女子。

前世的记忆与今生的责任感，让清秋无法对她们的困境视而不见。

她联络了北平几位一直坚持妇女工作的友人，如律师华群、社会活动家刘王立明等，共同发起成立了“北平妇女文化学社”。

学社的地点，设在一处租来的、略显破旧但空间宽敞的四合院里。清秋亲自题写了匾额。

学社的宗旨，并非简单的慈善施舍，而是“授人以渔”。清秋将其在昆明创办合作社的经验加以改良，结合北平的实际情况，开设了多种多样的培训班：

·职业技能班：聘请专业教员，教授打字、速记、簿记、护理、简易缝纫等当时社会亟需的技能。清秋强调课程的实用性，亲自审定教材，并设法与一些企业、医院、报社建立联系，为结业学员争取实习和就业机会。

·文化补习班：为因战乱失学的年轻女性提供基础的国文、算术、历史知识教育，帮助她们扫除文盲，为进一步深造或求职打下基础。

·艺术工坊：组织有一定书画、刺绣基础的女性和生活无着的艺专女学生，承接一些文具设计、书籍装帧、绣品制作等业务，让她们能凭借技艺获得收入。

·法律与权益讲座：定期邀请像华群这样的法律界人士，为女性讲解婚姻法、继承法、财产权等基本法律知识，提高她们的自我保护意识。

清秋不仅是学社的组织者，也是亲自的授课者。她每周都会抽出时间，为文化补习班的学员讲授国文课。

她不像旧式塾师那般刻板，而是用生动的语言，讲述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古典诗词中的情感世界，也介绍“五四”以来新文学中的女性觉醒。

她告诉这些大多出身贫寒、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女性：“识字读书，不仅仅是为了认几个字，更是为了明事理，开阔眼界，知道天地之大，知道自己的人生可以有不同于祖辈的选择。”

学社的运转需要资金。清秋除了投入自己的部分薪金和稿费，更多时候是凭借她的声望和口才，去游说一些开明的实业家、银行家，争取他们的捐助。

她也组织学社成员制作一些精巧的手工艺品、印刷一些诗画小品进行义卖。过程艰难，但她乐此不疲。看到那些原本眉宇间带着愁苦的女子，在学社里学到技能、拿到第一份靠自己劳动挣来的薪水时眼中绽放的光彩，清秋觉得一切付出都值得。

她的生活节奏比战时在昆明时更为忙碌。除了燕京的教学、研究和学社的事务，她还受邀参与了北平市政府的“文化重建顾问委员会”，为保护古都文物、恢复文化设施出谋划策。她再次投入到追索战时散佚古籍的工作中，这需要与各方复杂势力打交道，耗费心神。

冷太太看着女儿每日早出晚归，身形愈发清瘦，心疼地劝道：“秋儿，如今日子安稳了些，你也该顾惜些自己的身子，别太劳累了。”

清秋握着母亲的手，温和却坚定地说：“妈，正是因为这日子看似安稳了，才更不敢懈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