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军猛地抬头，眼睛睁大：“你相信我？”

“我只是想了解情况。”我尽量保持专业态度。

他深吸一口气，指向床边：“就在那里，这几天晚上，凌晨三点左右，会有一个...人影，坐在那把椅子上。看不清脸，但能感觉到他在看着这个闹钟。”

我顺着他的手指看去。那是一把普通的病房椅子，此刻空空如也。

“他出现多久了？”

“从我爸去世那晚开始。”王建军的声音颤抖起来，“第一晚，我以为是自己悲伤过度产生的幻觉。但第二晚、第三晚...他都会准时出现。而且停留的时间越来越长。”

“今晚呢？”

王建军看向闹钟：“今晚...他还没来。但现在才三点十五分。”

我看了眼手表，确实是三点十五分。但不知为何，我有种奇怪的感觉——时间流逝的速度似乎不太对劲。

“王先生，我能看看那个闹钟吗？”我提出请求。

他犹豫了一下，点点头。

我拿起闹钟。它比看上去要重，外壳是黄铜材质，已经氧化变色，但保养得很好。表盘是罗马数字，玻璃罩上有细微划痕。我翻过来，看到背面刻着一行小字：时间会证明一切。

“这是我爸刻的。”王建军说，“他说这是他一生的座右铭。”

我将闹钟放回床头柜。就在这一瞬间，房间里的温度似乎下降了几度。

王建军突然僵住了，眼睛死死盯着那把空椅子。

“他...他来了。”他声音嘶哑。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起初什么也没看到。但渐渐地，椅子上的空气似乎开始扭曲，形成一个模糊的轮廓。那轮廓逐渐清晰，变成一个坐着的人形。

我看不清细节，但能辨认出那是一个老人的轮廓，微微佝偻，双手放在膝盖上。他的脸朝着闹钟的方向。

我的心脏狂跳起来。理智告诉我这不可能，但我的眼睛确实看到了某种东西。

“爸...”王建军低声呼唤。

那个人影没有反应，只是静静地坐着。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看了眼闹钟：三点二十分。人影已经清晰到我能看到衣着的轮廓——似乎是住院服。

“他每晚都这样？”我轻声问。

王建军点点头：“就是这样坐着，看着钟，直到...直到四点左右消失。”

“您尝试过和他说话吗？”

“试过，但他从不回应。”王建军的声音充满痛苦，“我想他可能有话要说，但说不出来。”

我凝视着那个人影，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我拿出手机，打开录音功能，放在床头柜上。

“您在做什么？”王建军问。

“也许他不能说话，但可能有其他方式沟通。”我说，虽然自己也不确定。

接下来的十五分钟，我们就这样静静坐着。病房里只有闹钟的嘀嗒声。那个人影始终一动不动，仿佛一尊雕塑。

三点三十五分，我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

不是来电，而是收到了一条信息。我解锁屏幕，看到一条来自未知号码的短信，只有两个字：谢谢。

我愣住了。这个时间，谁会给我发这样的短信？

我看向王建军，他正专注地看着那个人影，没有注意到我的异常。我悄悄收起手机，心中的不安越来越强烈。

三点四十分，病房的门突然被推开了。

是小林护士，她脸色苍白：“陈默，王先生，你们没事吧？监控显示这个房间的温度异常下降，而且...”

她的话戛然而止，眼睛瞪大，显然也看到了椅子上的异常。

“那是...什么？”她声音颤抖。

“是我父亲。”王建军平静地说。

小林护士深吸几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我...我去叫值班医生。”

“等等。”我拦住她，“再等二十分钟。”

“可是...”

“就二十分钟。”我坚持，“到四点。”

小林犹豫了一下，点点头，但没有离开，而是站在门口，手紧握着门把手。

接下来的二十分钟，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二十分钟。我们三人就这样看着那个人影，看着闹钟的指针缓慢移动。房间里的温度越来越低，我甚至能看到自己呼出的白气。

三点五十五分，那个人影终于动了。

他缓缓转过头，不是看向王建军，而是看向我。

那一刻，我清楚地看到了他的脸——正是三天前我转运的那位老人，王建国。但他的表情不是安详的，而是带着某种...歉意？

然后，他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了三个字：

“对不起。”

话音未落，闹钟的指针停在了四点整。

人影消失了。

房间的温度开始回升。

小林护士瘫软在门边。王建军泪流满面。而我，愣在原地，脑中反复回响着那三个字：对不起。

为什么要对我说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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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四点十分，值班医生赶到，但一切已经恢复正常。王建军情绪激动，医生给他注射了镇静剂。我和小林向医生简单说明了情况，当然，省略了超自然的部分。

“可能是悲伤引起的幻觉。”医生这样解释，“建议明天安排心理辅导。”

但我知道，那不是幻觉。

离开病房前，我最后看了一眼那个闹钟。指针依然停在四点整。

小林送我进电梯时，低声问：“陈默，你相信...鬼魂存在吗？”

我想了想，回答：“我相信有些事，科学暂时无法解释。”

电梯门关闭，我开始下降。回到太平间时，已经凌晨四点三十分。我筋疲力尽，但睡意全无。

我拿出手机，再次查看那条神秘短信。“谢谢”两个字依然存在，但当我尝试回拨时，提示是空号。

我打开录音文件，播放刚才在病房的录音。前二十分钟都是闹钟的嘀嗒声和我们的呼吸声。但三点五十五分，就在老人说“对不起”的时候，录音里出现了一个额外的声音。

那是一个女人的抽泣声，非常轻微，但确实存在。

我反复听了几遍，确认不是幻听。那个声音很陌生，不是病房里任何人的。

一个可怕的猜测在我脑中形成。

我没有回休息室，而是回到了三号冰柜区，站在23号冰柜前。犹豫了很久，我打开了冰柜。

老人安详地躺在那里，和三天前一样。

但我注意到一个之前忽略的细节：他的左手微微握拳，指缝间露出一点白色。

我小心地掰开他的手指，发现里面藏着一张小小的照片。

那是一张黑白老照片，已经泛黄。上面是一个年轻女人，笑得很灿烂。照片背面有一行娟秀的字迹：给建国，愿时光永驻。1965年春。

我盯着照片，突然明白了什么。

这个闹钟，这个病房，这些异常现象...也许不是为了王建军，也不是为了我。

而是为了照片上的这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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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八点，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去了医院档案室。凭借工作权限，我查阅了王建国的完整病历。

翻到婚姻状况一栏时，我愣住了。

上面写着：丧偶，1967年。

也就是说，照片上的女人在1967年就去世了，那时王建国还很年轻。

我继续翻阅，发现一份1967年的旧病历复印件。病人姓名：李秀兰，27岁，死于难产。死亡时间：4月15日凌晨三点。

而签字确认死亡时间的医生，正是年轻的王建国——他当时是住院医生。

一个更完整的画面在我脑中拼凑起来。

王建国，年轻医生，凌晨三点见证妻子难产去世。之后，他的闹钟开始停在三点。五十五年后，他在同一个时间离世。而他的鬼魂，或者说是某种残留的意识，在头七期间回到病房，不是为了儿子，而是为了向一个迟到五十五年的道歉——也许是对妻子，也许是对命运。

那句“对不起”，可能不是对我说的。

而是透过时间，对1967年凌晨三点那个产房里的女人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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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我又要上夜班。出门前，我把那张老照片小心地夹在工作记录本里。

我不知道还会遇到什么。也许太平间会再次响起嘀嗒声，也许1408病房还会有异常，也许我会收到新的神秘短信。

但我知道，这份工作让我看到了生与死之间模糊的界限，看到了未了的心愿如何穿越时间的阻隔，看到了人类情感的力量如何超越肉体的消亡。

凌晨三点，我坐在太平间休息室，面前放着那个老式闹钟——王建军坚持要我保管它，说这是他父亲的遗愿。

指针即将指向三点整。

我屏住呼吸，看着秒针一步一步走向十二。

嘀。

嗒。

嘀。

嗒。

嘀。

指针重合，三点整。

闹钟没有停。

它继续走着，规律而坚定，仿佛承载着某个跨越半个世纪的承诺终于得以履行。

我轻轻合上工作记录本，那张老照片安静地夹在里面。女人的笑容穿越了五十五年时光，依然灿烂。

窗外的城市依然在沉睡，而我知道，在这个医院的某个角落，生与死的对话仍在继续。

时间会证明一切。

而我的夜班，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