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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姓黄的演员更是直言，自己跑龙套时曾收到过鼓励——“那句话我记到现在”

国际版的消息要简短些：“演艺界代表今日抵京”

配图是机场通道的抓拍，两个戴墨镜的男人一前一后走着，周围挤满话筒和镜头。

其中稍年轻的那个正抬手看表，袖口露出一截银色表带。

另一篇报道藏在文化版的角落，篇幅很小。

记者记录了某位年轻演员在伊斯坦布尔片场的感想：“……看到了不一样的创作状态。

我想我需要重新调整自己的节奏。”

没有直接引用原话，但“假勤奋”

三个字被巧妙地化用在了导语里。

程龙的发言被单独框出来，用的是大号引号：“系列电影的成功需要每一步都更扎实。

我们正在做的，就是让第二部、第三部都能超越前作——不光是数字，更是质量。”

而关于提案的具体内容，所有报道都语焉不详。

只反复出现“规范”

、“资源分配”

、“行业生态”

这些词，像一串等待破译的密码。

胡戈收拾行李时，把那本《建筑学概论》放在了随身背包的夹层。

拉链合上的瞬间，他听见隔壁传来行李箱轮子滚动的声音，由近及远，最终消失在电梯方向。

飞机起飞是在一个多云的中午。

引擎的轰鸣声里，他翻开剧本，发现自己在空白处写满了细小的注解——有些字迹工整，有些则潦草得几乎难以辨认。

他看了很久，然后从夹层抽出那本书，压在了剧本上面。

燕京的街道在车窗外缓缓后退。

胡哥坐在副驾驶座，指尖无意识地敲打着车门内侧的皮质包裹。

颜维明靠在后排，闭着眼，手里捏着一份打印材料，纸张边缘已经起了毛边。

大会的议程早已结束。

他提交的那份关于限制演员薪酬在制作总成本中占比的建议，如同石沉入海，连一丝涟漪都未曾激起。

会场里代表们交谈的声音，茶杯与杯盖碰撞的轻响，还有空调系统低沉的嗡鸣，此刻都化作了记忆里模糊的背景噪音。

他并不意外，只是将材料重新塞回公文包，拉链合上的声音干脆利落。

早在构思这份提案时，他就翻阅了大量数据。

不是助理整理的摘要，是他自己从故纸堆和行业报告里一行行找出来的。

核心很简单：将演员酬劳的上限，锚定在项目总投资的四成以内。

这个数字并非凭空而来。

他记得另一个时空里，某些剧集的主演，单人就能卷走近亿的酬金，而整部戏的质量却粗糙得令人咋舌。

那种畸形的繁荣背后，是制作环节其他部分的贫血与枯竭——服装敷衍，道具廉价，剧本潦草，所有资源仿佛都被那几个名字吸走了。

他睁开眼，车窗上倒映出自己没什么表情的脸。

凭什么？他脑海里闪过几张面孔，那是公认能用演技和口碑拉动收视的演员，他们若拿高价，市场或许还会认账。

可更多时候，是那些名字响亮、却撑不起戏的人，拿到了与贡献全然不符的回报。

这就像一场集体催眠，制作方争先恐后追逐流量幻影，最终产出的多数作品，只剩下一地鸡毛。

那十年，资本的热钱如潮水般涌来又退去，留下的除了一堆速朽的影像垃圾，还有什么对行业根基的真正滋养？

里面自然有不足为外人道的算计与交换。

直到更上层的力量介入，类似他今天提出的框架才被摆上台面。

他想做的，不过是把这个进程提前。

现在，片酬的泡沫尚未膨胀到骇人的地步，此时发声，阻力或许小些。

至于能否被听见，他并无把握。

一次不行，便再来一次。

他有这个耐心。

资料里夹着几页对比数据。

在另一个体系里，主要演员的酬劳占比被压缩到四分之一左右；而在更成熟的工业流程中，这个数字通常也不会突破三成的红线。

这些冰冷的百分比，是他提案的基石。

必须坚持。

每当想起某个演员轻松入袋的天文数字，即便那不是从他口袋里掏出去的钱，一种近乎本能的不适感还是会攥住他的胃。

那是对价值扭曲的本能反感。

大会落幕后的采访环节简短而程式化。

记者的话筒伸过来，问题浮于表面，他给出同样稳妥的回答。

摆脱了镜头和人群，他坐进车里，才感到一丝疲惫悄然蔓延。

该回去了。

休息是其一，更重要的是，他需要静下心来，梳理《飓风营救》后续两部曲的拍摄细节。

与程龙从伊斯坦布尔回国前，他们已将部分次要场景的拍摄任务交给了留守的副导演团队。

这是为了挤出宝贵的时间。

但如何进一步优化整个制作流程，压缩不必要的周期，这个念头始终盘踞在他脑海深处，像一只潜伏的兽。

最初，这个课题甚至侵扰过他的睡眠，让他在深夜里反复惊醒，盯着天花板直到晨光熹微。

如今他已经适应了这种持续性的思虑，睡眠质量好了不少。

但只要得空，他的思绪便会自动滑向那里，拆解每一个环节，推演每一种可能。

这已成为一种习惯，一种不需要刻意启动的深层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