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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7月1日,星期四,农历五月十九,晴,南风,热。
七月了。天亮得比六月更早,五点半醒的时候,窗外已经大亮了。蝉叫得凶,一声接一声,把整个早晨灌得满满当当。藤萝架上的豆荚壳被晒得有点打蔫,还青着,一簇一簇垂着,风一吹就沙沙响。巷子里的石板路被太阳烤得发烫,踩上去脚底板能觉出热度。
吃过早饭,我走到堂屋的挂历前面。挂历是母亲去年年底买的,上面印着山水画,每个月一页。六月那一页还翻着,三十号那个格子被父亲用圆珠笔画了个圈。我伸手把六月那一页翻过去,七月那一页露出来。七月一日,星期四。我在那个格子上看了一眼,然后从笔盒里摸出圆珠笔,在格子里写了一个“6”。
“写什么呢?”母亲从厨房探出头来,手里还攥着锅铲。
“写了个6。”我把圆珠笔收进笔盒。
“什么意思?”她把锅铲搁在灶台上,走过来看。
“距高考六天。”我偏过脸看她。
母亲站在挂历前面看了一会儿,伸手在我写的那个“6”上摸了摸:“六天。”她重复了一遍,声音低下来。
“妈。”我叫了她一声。
“嗯。”她转过头看我。
“你紧张吗?”我看着她。
母亲想了想,摇了摇头:“不紧张。你都走到这儿了。药停了,体检过了,准考证领了。剩下的,就是去考。”
“你真不紧张?”我偏过脸看她。
“真不紧张。”母亲把围裙解下来,叠好,“紧张也没用。你爸昨天还跟我说,他当年考大学差三分,紧张了一辈子。紧张有什么用?该差三分还是差三分。你这孩子,比他强。你不差那三分。”
到学校,藤萝架底下已经坐满了。暑假补课最后几天,教室里反而比平时安静。翻书声沙沙响,像蚕啃桑叶。没人说话,连王强都没趴在桌上睡,他坐得笔直,桌角那个“664”被他描了一遍又一遍,凹槽深得能卡住指甲。
上午第一节课,孙平老师走进教室。他没拿卷子,也没拿课本,手里就端着那个搪瓷缸。缸壁上“先进”两个字又掉了一块漆,只剩下“先”字的轮廓。他走到黑板前面,看了一眼倒计时牌上的“7”,没擦,没改。
“七天变六天了。”孙平老师转过身,扫了一眼全班,手指在讲台上敲了两下,“昨天我说‘七天,你们自己看着办’。今天改成六天了。”
底下没人说话。
“六天。一天追一分,六分。”他把搪瓷缸往讲台上一搁,“从今天起,你们自己安排。我不讲了。有问题来办公室找我。”
他端起搪瓷缸走了两步,又回头:“对了,今天七月一号。下半年开始了。”他嘴角咧了一下,露出那颗有点歪的门牙,“下半年,你们就是大学生了。”
底下有人笑了一声。笑声不大,但在安静的教室里清清楚楚。
下课铃响的时候,孙平老师走到我桌边。他低头看了一眼桌角,问:“又描了?”
“昨天晚上描的。”我抬起头。
“六天了。”他把搪瓷缸搁在桌角上,“你那十张压缩纸,考前再过一遍。过完了,就上考场。”
“知道了。”我点了点头。
孙平老师走了之后,我从书包夹层里把政治压缩纸抽出来。纸角已经卷了毛边,右上角缺了一小块,是上周二翻页的时候撕掉的。翻到认识论那张,“等回来”和“会回来”并排躺着。浅灰的铅笔痕和纯蓝的墨水,一淡一浓。我用手指在“会回来”三个字上摸了一下,蓝墨水已经干透,纸面留着一丝凉意。
去年八月,姜玉凤在图书馆画表,画到这一页的时候,写了“等回来”,又擦掉了,留下浅灰色的痕。今年一月,我在那三个字旁边补了“会回来”。两行字并排,像两个人隔空对话。隔了五个月,隔了几百公里。
现在,那两行字还在。纸面起了毛,但字还看得清。
“羽哥。”晓晓从旁边偏过脸看我,“你看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