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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国富握着话筒的手微微收紧了一下：“如果真是这样，那对方的手比我们想象中要长得多，他们不仅能在信访室内部投递补充材料，还能在省一级的督导评估环节做文章。”

沙瑞金说：“所以你现在要做的，不是急着回应那份报告，而是先确认这份报告的启动机制——是谁发起的评估、评估依据是什么、评估结论又是怎么形成的，把这些问题摸清楚了，回应的方向也就清楚了。”

挂了电话之后，田国富坐在办公桌前，把那份报告又翻了一遍，然后拿起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一行字：“评估报告——启动机制待查。”

然后他合上本子，把报告锁进了抽屉里。

六月二十八日下午，田国富把刘建平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把那份专项评估报告的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刘建平听完之后，沉默了好一会儿，才缓缓开口：“田书记，这份报告的出现，说明对方已经不仅仅满足于在程序层面卡我们的节奏了，他们要的是在制度层面上定义我们的工作方式——如果这次程序性怠速的评价被正式认定了，那以后我们在处理任何敏感信息的时候，只要步调稍微慢一点，就都会被放在这个框架里来评判。”

田国富点了点头：“所以这份报告真正的威胁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它建立了一个先例，一旦先例形成了，对方就可以在任何一个时间点重复使用这个框架来约束我们的操作空间。”

刘建平说：“那我们该怎么回应？是正面承认怠速的存在并承诺改进，还是从程序层面质疑这份评估报告的客观性？”

田国富沉默了片刻：“两种方式都太容易被对方预判了，如果正面承认，就等于默认了对方设下的框架，如果质疑报告的客观性，就等于在跟上级督导机构直接对抗，两条路都走不通。”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我们需要一条第三条路——先不急着回应报告本身，而是先把报告的启动机制摸清楚，如果这份报告确实是由某个具体的动议引发的，那我们就在动议的层面做文章，而不是在报告的结论层面做纠缠。”

六月二十九日上午，刘建平通过几个内部渠道摸到了一些关于那份专项评估报告的信息。

他走进田国富办公室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份手写的记录，脸上的表情带着一种复杂的微妙感。

“田书记，我查了一下那份评估报告的启动时间，它是在省政府发出那份调研通知之后的一周内启动的，启动方式是省督导组的一位副组长主动提出要对纪委近期的信息核实工作进行专项评估，理由是对纪委在重大项目相关线索处理上的节奏表示关注。”

“那位副组长的名字叫刘国栋，他之前是省检察院的副检察长，两年前调到督导组任副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