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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国富的目光微微凝了一下：“刘国栋……这个人跟王省长那边有没有什么联系？”

刘建平说：“据我了解，刘国栋在检察院系统工作期间，跟王省长没有直接的工作往来，但他跟高育良同志曾经在同一个培训班里学习过，两人私下的关系一直不错，逢年过节也会走动一下。”

田国富听完，没有立刻表态。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目光落在窗外明亮的阳光里，像是在把这些信息像拼图碎片一样一块块地拼起来。

过了好一会儿，他放下茶杯：“那就清楚了，这份报告的启动，是通过高育良同志那边的关系，间接推动的，他们用督导组的程序来回应我们对信访线索的程序性怠速，逻辑上确实自洽，而且从表面上查不出任何直接的操控痕迹。”

“高育良同志……”田国富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声音里带着一种审慎的重量，“他在政法系统经营了这么多年，对纪检工作的流程非常熟悉，他知道怎么用程序来卡程序，也知道怎么在制度的缝隙里找到可以发力的支点，这个人，比王江涛更难对付，因为他用的不是权力，是规则。”

刘建平沉默了几秒：“那我们该怎么回应这份报告？如果直接针对督导组的评估结论做回应，就等于跟高育良同志那边的体系正面碰上了。”

田国富说：“不碰，以纪委内部的自我检视的名义，对信息核实工作的流程做一次全面的回顾，形成一份内部的工作改进方案，提交给常委会备案。”

“这份改进方案本质上是一份自我优化的文件，把整个程序回顾的过程包装成一次主动的自我审视，而不是对评估报告的被动回应。”

刘建平眼睛微微亮了一下：“这个办法好，既回应了评估报告提出的问题，又没有让自己被对方设下的框架牵着走。”

六月二十九日下午，田国富在办公室里起草了一份题为《关于进一步规范信息核实工作流程的改进方案》的初稿。

方案的核心内容是在现有的信息核实流程中增加一个初步评估环节，要求所有收到的重要线索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完成初步评估并做出是否启动正式登记的判断，以此回应程序性怠速的质疑。

他写完之后，把初稿放在桌上，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睛。他的思路很清晰——既然对方用程序来卡他，他就用更完善的程序来回应，不给自己留下任何可以被重复定义的空间。

六月三十日上午，沙瑞金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看完了田国富那份改进方案的初稿，他看得很仔细，逐段逐句地审阅了一遍，然后放下文件，目光落在田国富脸上：“国富，这份方案写得非常扎实，每一条都有具体的操作流程和时间节点，如果正式实施，就不会再有任何关于信息核实节奏的质疑了。”

田国富点了点头：“我的想法是，这份方案既是回应评估报告的工具，也是巩固纪委内部制度框架的契机，不管对方出什么招，只要我们自己的制度足够完善，他们就找不到可以发力的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