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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正清将短刃横在身前的那一刻，心头忽然浮起许多旧事来，像一潭静水被投了石子，涟漪一圈一圈地荡开去，荡到岸边，又折回来，搅得满池子碎影乱晃。

她想起来，那一夜也是这般暗，也是这样带着土腥气的夜风。

她瞒着刘令仪，又违背了殿下的旨意，披了件深色的斗篷，一个人摸黑往被士兵重重包围的罗家去。

谭静好在罗家被火烧死之后，大理寺验过尸便草草结了案，可孙正清心里一直搁着一块石头，搁得久了，硌得生疼。

她总觉得那场火来得蹊跷，烧得也太干净了些，罗家宅子烧了大半，可偏偏祠堂那一间，烧得格外彻底，连梁柱都化成了炭，像是有人刻意把所有的痕迹都往那一处赶。

她在里翻了大半夜，灰烬扑了满脸满身，袍袖上沾着一层黑灰，呛得嗓子眼发干。

天快亮的时候，她终于在祠堂旧址的墙角根底下，摸到一截烧得黢黑的骨头——喉骨，人身上最细弱也最要紧的那一块。

她将那块骨头凑到将熄的灯笼底下细看，灰烬蹭干净之后，骨面上露出细细的一道划痕，是从左边斜向右下，入骨极深，却不是火烧出来的纹路。

那一瞬间，孙正清蹲在灰堆里，浑身发冷。

她认得那种切口。

大理寺的卷宗里见过，仵作的手记里也见过——那是匕首割喉留下的痕迹，刀刃从左至右拉过去，干净利落，一气呵成。

若是旁人动的手，切口该有不规则的犹豫和挣扎；可这一道划痕，笔直得像一条线，像是握刀的人没有半分迟疑。那是自己划的。

谭静好是先烧了祠堂，而后用匕首割断了自己的喉咙。

孙正清将那截骨头包在帕子里，揣进怀中，一夜没睡。第二天她坐在大理寺的公案后面，对着那份火焚致死的验尸文书，坐了一个多时辰，窗外的日头从东边挪到了正当顶，案上的茶凉透了，一口也没动。

她提了笔，又搁下，搁下，又提起来，墨汁在笔尖凝成一滴，悬了许久，终于落下去，在纸上洇出一个乌黑的圆点。

她没有改那份文书。她在火焚致死人看见，又像是怕自己忘了。可那个字毕竟没能变成字，她终究没有禀报刘令仪，没有将那截喉骨呈上去，只是将那包着骨头的帕子锁进了自己卧房床头的暗格里，像锁住一桩见不得人的心事。

那是第一错。

而第二错，来得更早，早到她自己都有些记不清是从哪一天开始的。

孙家祖上三代都是大理寺的人，她父亲孙延昭一辈子没升过官，也没降过职，从年轻时的评事做到年老时的少卿，四十年守着一个位置，像一棵长在墙根的树，枝干不粗，根却扎得极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