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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的阳光偏了角度，从东窗移到了西墙，照在藤椅扶手上那块磨得发亮的木疤上。那处木疤椭圆形的，纹理纠结在一起，像一只眯着的眼睛，静静地注视着屋里的一切。

阿黄依旧趴在藤椅旁，只是姿势换了一种。它侧着身子，前爪还搭在蓝格子布的爪印上，脑袋却枕在了旧手套上，半张脸埋进棉絮里。它的呼吸很轻，轻得几乎看不见胸口起伏，只有鼻尖偶尔翕动一下，捕捉着空气中仅存的那点熟悉气味。

屋里静得能听见灰尘在光柱里跳舞的声音。那些细小的颗粒，在阳光的照射下，像金色的粉末，慢悠悠地旋转、飘落，最后安静地栖息在藤椅的缝隙里、地板的裂纹中，还有阿黄背脊上那撮失去光泽的灰黄色毛发上。

它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梦里没有包子，没有护城河，也没有雪。梦里是夏天。老式的摇头风扇在角落里呼哧呼哧地转，吹出一股带着电线焦糊味的热风。老李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跨栏背心，光着膀子，摇着一把蒲扇，坐在藤椅上。蒲扇摇得很慢，一下，一下，带起微弱的风，拂过他布满老年斑的胸膛，也拂过趴在他脚边水泥地上、吐着舌头的阿黄。

那时候的阿黄，毛色油亮，四肢粗壮，耳朵尖上还有一撮黑毛，像戴了两撇小胡子。它听见老李的蒲扇停了，听见他喉咙里发出那种熟悉的、带着痰音的呼噜声——那是他睡着了的前兆。阿黄就会悄悄抬起眼皮，看看他。老李的头歪在藤椅的扶手上，嘴巴微微张着，手里还攥着那张麻花辫女人的照片。阳光透过窗户，照在他花白的鬓角上，照在他眼角深深的皱纹里，也照在他手腕那道狰狞的烫疤上。

阿黄记得，它会小心翼翼地站起来，不让爪子碰到地板发出声响。然后它走到老李脚边，用鼻子轻轻拱他的脚心。老李的脚很凉，即使在夏天，也带着一股凉气。阿黄就用自己的肚子贴上去，用体温去暖他。老李在睡梦里动了动脚趾，蹭到它柔软的肚皮，含糊地嘟囔一句：“阿黄……别闹……”然后翻个身，继续睡。阿黄就趴回原地，看着他的睡颜，听着他平稳的呼吸，觉得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了。

那是它最喜欢的时刻。没有咳嗽声，没有药味，没有医院刺眼的白光。只有老李的呼吸，风扇的转动，还有它自己缓慢的心跳。它觉得，只要这样守着，老李就永远不会离开。

可梦醒了。

阿黄睁开眼，藤椅上空荡荡的，只有阳光落在蓝格子布上，把爪印照得格外清晰。风扇不在了，夏天不在了，老李也不在了。空气里没有焦糊味，只有一股陈旧的、像旧书页一样的味道，那是时间凝固的味道。

它试着动了动后腿。那条曾经能轻松跳过护城河石栏杆的后腿，现在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关节处的酸痛已经变成了麻木，它感觉不到自己的爪子，只觉得尾巴尖有一丝微弱的凉意——那是尾巴上最后一点知觉，正慢慢消失。

它不再挣扎着要站起来。它知道，自己再也站不起来了。就像老李最后那几天，躺在床上，连翻身都要它用脑袋去顶他的腰，帮他用力。那时候，老李的手无力地垂在床边，它就蹲在床下，用头顶着那只手，让他知道，它在。老李就会用尽全身力气，动一动手指，勾住它的耳朵，勾一下，又松开，再勾一下，再松开。

现在，没人勾它的耳朵了。

阿黄把下巴在旧手套上蹭了蹭。手套的布料已经脆了，一蹭就掉渣。它想起老李戴这双手套的样子。冬天出门，他总戴着它，骑车去买菜，或者去巷口的修车摊跟人下棋。手套的指尖磨破了，他就用针线自己缝，缝得歪歪扭扭，像爬着几条蚯蚓。阿黄就趴在旁边，看着他穿针引线，看着他因为眼花，把线头戳到鼻孔里，然后自己笑得咳嗽起来。

“阿黄，你看我这手艺，”老李举着手套，对着光看了看，“针脚密实吧？这叫‘阿黄牌’缝法，独一份。”

阿黄不懂什么叫“阿黄牌”，它只知道，老李缝东西的时候，脸上是有笑的。那笑容很浅，像水面上的涟漪，但足以让它安心地趴着，把下巴搁在他的拖鞋上，闻着拖鞋上淡淡的肥皂味。

拖鞋也不见了。和照片、书一起，被王婶收走了。阿黄记得那双拖鞋，是老李用旧轮胎剪的，鞋底软和，走路没声音。老李穿着它，在屋里走来走去，去厨房盛粥，去门口取报纸，去藤椅上坐下。阿黄就跟着那双拖鞋，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直到老李坐下，它也趴下。

现在，地板上只剩下拖鞋留下的印子——灰尘勾勒出的轮廓，像两片干枯的叶子，印在老李常走的路线上。阿黄看着那些印子，仿佛又看见了那双拖鞋，看见老李穿着它，慢慢地、慢慢地，走向藤椅，然后坐下，发出一声满足的叹息。

它突然很想听听老李的叹息声。那声音很短，很轻，像是从肺腑深处挤出来的，带着疲惫，带着释然，也带着一点点对这世界的留恋。每次老李叹完气，就会伸手摸摸它的头，说：“阿黄，还是你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