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德二年（955年）九月，汴京的工部铸钱监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但这热闹不同于往常，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而又兴奋的气息。巨大的熔炉烈焰熊熊，工匠们汗流浃背，忙碌地将一些非比寻常的“原料”投入炉中——这些不再是寻常的铜矿料，而是一尊尊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铜佛像、铜钟、铜磬，甚至还有从民间收缴来的铜器。

这些铜像，不久前还端坐在遍布全国的无数寺庙（尤其是已被废黜的那些）中，接受着善男信女的顶礼膜拜。如今，它们或被砸碎，或被整体运来，在高温下熔化，即将变成另一种形态——流通天下的铜钱。

这场面的背后，是后周世宗柴荣又一次深思熟虑后的果断决策。随着“毁佛寺诏”的推行，全国范围内查封了数万寺院，收缴的铜制佛像法器堆积如山。与此同时，后周面临的“钱荒”问题日益严重。由于五代以来战乱不息，铜矿开采和铸钱业停滞，加之民间（很大程度上受佛教风气影响）盛行熔铸铜钱以制作佛像、器具，导致货币严重短缺，物贱钱贵，严重制约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柴荣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在显德二年九月，他再次颁布诏书，核心内容便是：“除朝廷法物、军器官物及镜、锣、钹、磬、铃、铎、鞍辔等外，其余民间所蓄铜器、佛像，限五十日内悉皆输官，给其价值。如限外隐匿不输，五斤以上处死，不及者论刑有差。”

这道诏书，将灭佛运动推向了一个更深的层次，直接触及了佛教的象征物本身。可以想见，它在朝野内外引发了何等巨大的震动和争议。即便是在支持限制佛教的官员中，也有不少人感到不安。毁坏佛像，在虔诚的佛教徒看来，是滔天大罪，会遭天谴。

一日朝会，柴荣特意将此议提出，果然遭到了一些官员的强烈反对。一位老臣颤巍巍地出列，泣声道：“陛下！佛像乃法身舍利，毁之恐招天谴，降灾于国啊！昔日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毁佛，其国祚不久，此乃前车之鉴！望陛下收回成命！”

朝堂上一片寂静，所有人都屏息看着皇帝。柴荣面色平静，他早已预料到这种反应。他没有动怒，而是用一种冷静而坚定的语气，阐述了他的理由，这番话也被史官记录了下来，成为他此次行动的最佳注解：

“卿辈勿以毁佛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铜像岂所谓佛邪？且吾闻佛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